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六十講　二次反右（上）

中共高層向北京的各所學校、各單位派出工作組，絕不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擅作主張，而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

一、620批示：劉少奇展開二次反右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了文革爆發之後，中共高層向北京的各所學校、各單位派出工作組的情形。早在1966年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就決定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從而指導文革運動的展開。到6月4日，隨着以彭真爲首的舊北京市委倒臺和以李雪峯爲首的新北京市委建立，北京市委又向其它高校派出了工作組。在進駐各高校後，工作組按照反右運動的方式展開工作，把反對校領導和工作組的師生打成“反黨”、“反革命”。而在6月18日，北京大學則發生了學生不顧工作組，自行在校園內展開揪鬥活動的618事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組即將發動還擊了。

需要指出的是，派遣工作組絕不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擅作主張，而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當時，毛澤東儘管沒有呆在風暴的中心北京，而是身處南方的杭州，但中共中央的決策都是需要向毛澤東彙報的，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也是毛澤東親自批准的。但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在這時採取了他慣用的手段，就是不表達非常明確的態度，而是展現出一種打太極式的模棱兩可姿態。因此，儘管他一方面支持派出工作組，另一方面又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到達杭州向他彙報工作時，表示“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可以說，毛澤東的這種兩可的模糊態度，給他自己爭取了十足的戰略主動權。無論劉少奇派工作組還是不派，毛澤東都可以表示劉少奇反對了他，進而向劉少奇發動新的攻擊。到這時候，儘管劉少奇還在試圖“緊跟”毛澤東，但他在政治上其實已經死亡了。不過，在毛澤東徹底打倒劉少奇之前，劉少奇仍會按照他熟悉的政治模式行事，那就是用工作組維持中共黨組織控制下的秩序，用二次反右的鎮壓手段儘可能地在各高校中製造“穩定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比北大618事件遠更殘酷的、由中共的體制主導的暴力迫害就大規模地鋪開了。

在北大618事件發生後，北大工作組在當天決定在北大以係爲單位召開師生員工大會，並要在會後進行分組討論，在19、20、21日組織連續三天的討論、對照和檢討。接着，在當天晚上，北大工作組召集了北大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並播放了組長張承先的廣播講話。根據李雪峯的回憶文章，講話的內容是：“主要講了工作組要堅決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動。同時指出，避開工作組亂打亂斗的做法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行爲，批評了亂批、亂鬥幹部的做法是違反黨的政策，指出這種做法會被而且已被壞人利用，揭露了當場被抓住的幾個壞人的情況。並要求全體師生員工組織討論。工作組還作了一些具體規定：鬥爭人要經過工作組討論、批准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北大工作組所反對的，是“避開工作組亂打亂鬥”、“亂批、亂鬥幹部”的行爲，而不是反對對人展開“鬥爭”。正如李雪峯的回憶文章所說的，“工作組還作了一些具體規定：鬥爭人要經過工作組討論、批准。”也就是說，工作組並不反對對人進行迫害，他們只是不喜歡有人繞開他們自行迫害人，希望在工作組的指揮下展開迫害行爲。

接着，北大工作組也向中共中央上交了簡報，把這起事件定義成“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劉少奇則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轉發了這份簡報，並加上批語說道：“中央認爲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在6月20號，這份簡報被下發，各個工作組就這樣拿到了全面展開二次反右的尚方寶劍。劉少奇的這份批示，也因此被叫做“620批示”。

三、工作組展開大規模政治迫害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在北京市委召開了工作會議。在會上，取代了彭真的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峯“大體按照劉少奇的意見”進行了講話。在講話中，李雪峯說道：“現在形勢大好，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出臺了。反革命攔腰一截，把我們的運動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抓起來不就完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要站出來，否則納吉要上臺。”他還表示：“情況複雜，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產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制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利用羣衆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

（參見李雪峯：《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華夏文摘》，增刊第二五〇期；蕭喜東：《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華夏文摘》，增刊第二七三期）

李雪峯的這篇殺氣騰騰的講話，被叫做“623講話”。這篇講話通過傳達劉少奇的意見，奠定了工作組接下來的工作方向。可以說，在劉少奇看來，挑戰工作組，以及派出工作組的北京新市委的權威的人就是“反革命”，就要被抓起來，否則中共的江山就要變色，如同1956年時反對蘇聯的匈牙利共產政權改革派領導人納吉那樣的人物就要上臺。

這樣一來，隨着北京各高校紛紛傳達李雪峯的623講話，一場從上而下的、由中共黨組織主導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就開始了。

作爲一個極權主義政黨，中共一旦用它的黨組織全力開動起從上而下的政治迫害，就總會體現出一種極高的“效率”。根據北京市文教系統大學組根據24所高校的情況所作的初步統計，僅僅截止到7月13日，就有31877人被劃爲左派（佔總人數的32%），57235人被劃爲中間派（佔總人數的57.9%），10211人被劃爲右派（佔總人數的10.1%）。而根據北京的學生組織在文革期間的統計，當時在北京24所高校內，又有2591名教師被打成了“反革命”也就是說，就算根據這份非常不完整的統計，也有上萬人被打成了“右派”或者“反革命”。至於工作組對右派數量的估算，實際上比文教系統大學組提供的數據還要大，認爲在24所高校中，九成以上的黨委屬於“三、四類”，教研室主任以上幹部則有六成是“三、四類”。所謂的“三、四類”，是起源自四清運動的一種政治標籤。在四清運動中，中共將幹部分成了“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這四類。所謂的“三、四類”，就是“問題多的”和“性質嚴重的”這兩種類別。按照中共的一貫政治邏輯，這兩種類別的人也都會成爲被鎮壓和清洗的對象。

三、二次反右全盤開動

事實上，就在李雪峯展開623講話的同一天，劉少奇也對中共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革運動的報告作出了批示，提出：“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中學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在給中南局的批示中，他還提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事實上，就算按照百分之一左右這個比例在大學生中抓右派，那麼也會有成千上萬的學生變成“右派”這種毛時代的政治賤民。更何況，在轉發中央文件時，劉少奇還曾經表示要準備打“幾十萬右派”。

（以上數據，參見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第五章；宋永毅：《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當代中國研究》，2006 Issue 3）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事實上，工作組展開這種大規模政治迫害的地方絕不僅僅只有一個北京。在中共的這種極權主義體制之下，往往是上面定了一個指標，下面在層層執行時還會“寧左勿右”地加倍、甚至加許多倍地執行，甚至在上面沒有定下指標的時候就會“自主地”、“充滿創造性”地執行。比如說，在文革爆發前夕的1966年4月25日，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在嗅到了文革即將爆發的味道後，就發表講話說：“由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着文化教育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目標要針對知識分子。文革的結果之一，就是要查出佔總數5%—10%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爲新的右派。”（徐海亮：《東湖風雲錄》，《華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在大躍進中餓死無數巴蜀民衆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則更是發表了他的名言，說道：“這一次要捉二十萬右派。”

在這樣大張旗鼓的二次反右之下，工作組將大批的民衆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開展了殘酷的政治迫害。那麼，這些被工作組選定爲目標的人都有什麼樣的遭遇呢？在下一講當中，我們就會進行詳細的講述。通過這一講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在中共的黨內鬥爭當中，往往迫害者的和被迫害者都是心狠手辣的人。儘管劉少奇在後來被毛澤東徹底打倒，遭遇了異常悲慘的結局，但實際上劉少奇本人也是一個迫害人的老手。那些被打倒的被迫害者的手下，往往也有成千上萬被他迫害餓人的哀鳴。這樣的一種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真的可以說是一部巨大的政治絞肉機。身處其中的人們在互相傾軋的同時，也會在被清洗之前作爲絞肉機的零件不停地運轉、播撒恐怖。

感謝大家。這個星期就講到這裏，我們下週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