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第五十九講　派出工作組

北京大學的大字報

一、派出工作組的過程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中，我們談到了文革初期成爲政治批判對象的“三家村”是怎麼回事。在今天的這一講當中，我們會繼續順着時間順序，來講文革運動蔓延的情況。

在這之前，我們談到了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也就是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立經過，一直到北京大學所謂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推出過程。到了1966年6月上旬，文革運動可以說已經在學校中被點燃了，而且這場運動的大火即將會燒得更旺。

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我們首先要看一看當時中共高層幾個重要人物的動向。當時，毛澤東正身處南方，故意放任着北京的局勢展開發展。面對正在不斷延燒的文革運動，在北京實際處理中共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人則必須要做出自己的決策。這樣，毛澤東的最主要攻擊目標劉少奇就陷入了一種相當危險的政治境地中：由於毛澤東正在觀察着劉少奇的一舉一動，從而爲徹底打倒劉少奇尋找更多機會，此時的劉少奇其實無論做什麼都只能加速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滅亡。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卻暫時沒有進行政治表態，只是放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自己去進行判斷。在這樣的一種毛劉關係裏，毛澤東像極了在準備捕獵時，正一言不發地注視着獵物的獵人，劉少奇則成爲了一隻進入陷阱當中的獵物。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實際上劉少奇也絕不是單純善良的無辜之輩。實際上，對於局勢發展到這一步，劉少奇有他自己的所謂“獨特貢獻”。

從長距離的時間線來說，沒有劉少奇，就不會有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那種教主一樣的地位。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正是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進行了首次的系統性闡述，而毛澤東思想也在這場會議上第一次成爲了中共的指導思想。可以說，劉少奇是毛澤東思想的“始作俑者”之一。我們也在此前講過，在文革前夕的四清運動中，劉少奇也有着他自己獨特的血腥“貢獻”。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四清運動用殘酷的所謂“羣衆專政”手段整死了數以萬計的人。而劉少奇本人實際上就是搞這種政治迫害和屠殺的老手，早在1947年的晉綏土改時他就大規模地做過這樣的事情。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式的“羣衆專政”實際上依然和毛澤東式的“羣衆專政”有所區別。毛澤東式的“羣衆專政”帶有更加無序、更加所謂“放手發動羣衆”的特點，喜歡繞開中共已有的那種層層命令式俄體制自行其事。劉少奇式的“羣衆專政”則顯得更加“有序”，更多地依賴中共已有的黨組織展開，更像一種帶有“羣衆專政”元素的蘇聯大清洗。他們兩人的不同特點，實際上加速了劉少奇的政治死亡。

按照中共已往展開政治運動的慣例，每當政治運動展開時，中共都會經過由上到下的黨組織系統向各地、各單位派出工作隊或工作組主導運動，從土改到四清都是這樣。早在1966年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就已經決定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指導文革運動的展開。其中，率領《人民日報》工作組的人是中共高層要員陳伯達，率領北京大學工作組的人則是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承先。到6月4日，隨着以彭真爲首的舊北京市委倒臺，新一屆北京市委又向北大之外的各個學校派出了工作組。這樣，最早期的文革運動的主導權，事實上就落入了中共高層派出的工作組手中。當時，整個北京被派到各校、各單位的工作組人數超過了一萬人。

二、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是否真的“被矇在鼓裏”？

那麼，工作組進駐這些單位和學校之後，都做了些什麼呢？在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召開。在這次會上，劉少奇向當時新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雪峯提出了在學校中開展文革運動的八點要求，分別是：

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和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大字報不準外國人蔘觀，外國留學生不能參加運動；五、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六、注意保密；七、不準打人、誣衊人；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

根據李雪峯的回憶，在聽到劉少奇的這八條要求後，李雪峯說：“我絕對不會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一定要竭盡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此外，劉少奇還在這次會上表達了徹底拋棄彭真的態度，對李雪峯說道：“彭真這個傢伙在歷史上和現實工作中都是反對我的。他總是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對我封鎖，不講真話。這一次把他揪出來也是我們黨多年來爭取黨內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對他的黑幫勢力的清理和鬥爭。”（見師東兵：《政壇祕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的冷酷無情，由此可見一斑。

從劉少奇對李雪峯提出的八條要求來看，實際上劉少奇並不希望展開那種“放手發動羣衆”的毛式政治鬥爭，而是希望文革運動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像反右運動那樣“有序”地展開。希望採取這樣一種政治運動形式，可以說是當時大部分中共幹部的普遍想法，而劉少奇的決策正代表了他們的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在劉少奇一開始決定派出工作組的時候，毛澤東並沒有反對。當時，正身處杭州的毛澤東並沒有被“矇在鼓裏”，中共中央所做的各種決策是要向他彙報的，因此他是知道派工作組這件事的。而且，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的決定也是毛澤東批准的。對於向《人民日報》派出工作組這件事，毛澤東還批示了五個字：“同意這樣做。”因此可以說，雖然派出工作組的決定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做出的，但也是經過毛澤東批准的，毛澤東事實上也是派出工作組的人之一。

到了1966年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前往杭州向毛澤東彙報了工作。在這個時間節點，工作組已經基本被派了出去。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他們在杭州討論了關於文革的問題，但並沒有專門討論是否派出工作組問題。不過，毛澤東曾在議論中表示：“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由以上的這些事實來看，對於是否派出工作組的問題，毛澤東其實採取了一種兩面的手法，一方面同意劉少奇等人派出工作組，另一方面又在不專門討論是否派出工作組的情況下，表示“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給是否派工作組的問題留下了一種解釋空間。但直到這個時候，毛澤東也從沒有說過“不許派工作組”。不過，在工作組已經基本派出的情況下，劉少奇依然在試圖“緊跟”毛澤東。1966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表示：“（中學）工作組是團中央去的，有的是好的，能與學生三同，同喫同住同工作。不好的應該撤回。"他甚至說："工作組派下去被人趕回，證明它不行麼！亂就好麼！”（參見黃崢：《關於文革初期派工作組的有關史料》）

三、工作組展現“威力”

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工作組已經開始顯示出了它的威力。根據楊繼繩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的記錄，在1966年6月10號這天，“北京中央財經學院金融系10名青年教師和系裏的一部分學生組織羣衆集會，揭發院系領導的問題，還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和工作組說這是‘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10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強迫批評工作組的師生承認是‘反黨’、‘反革命’，要他們交代‘反黨綱領’。還組織羣衆不分晝夜地對他們圍攻、鬥爭、聲討、示威。”此外，北京外語學院在6月13日出現的集會，以及在6月16日發生的驅趕反工作組事件，則分別被定性成了“反革命集會”和“小匈牙利事件”。

接着，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又發生了更大規模的“618事件”。根據親歷此事的周國平的回憶，事情的經過是：“6月18日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臺階上進行批鬥。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系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展得極爲迅速，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在學生宿舍樓裏，只有38樓的樓前有高臺階，很適合做‘鬥鬼臺’。那些獸性發作的學生把廁所裏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鬥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見周國平：《北大618事件，被人的醜惡所震驚》）

從周國平的回憶中，我們能看到一個相當微妙的事實，就是在618事件當中，北大哲學系和北大其它部分的鬥爭目標有所不同。北大哲學系學生斗的是在社教運動、也就是四清運動中被劃成右派的人，北大學校和其它系中的被鬥爭對象則是“當權派”。而北大哲學系的當紅人物，正是在當時以比彭真爲首的舊北京市委和北大校方更左的面目出現的、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黨總支書記聶元梓，以及和她一同創作這份大字報的六名哲學系教師。可以說，文革當中出現的兩種攻擊方向，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一種是試圖打擊已經被中共劃成政治賤民的人，一種則是衝擊文革前的中共體制中掌握了更多權力和資源的人。

不過，儘管“618事件”中存在着不同的攻擊方向，但作爲一場繞開工作組展開的行動，整個“618事件”在劉少奇看來都實屬“大逆不道”。很快，他就將展開更進一步的動作，讓工作組展開激烈的“二次反右”。

感謝大家。這周就到這裏，我們下週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