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八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的整體脈絡(一)

2022.06.08
Share on WhatsApp
Share on WhatsApp
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八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的整體脈絡(一) 文革武鬥人員。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主辦“民間歷史”網站)

一、文革到底是不是“羣衆打幹部”的“大民主”?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裏面,我們用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作爲例子,講到了到底是誰在文革當中大批殺人的問題。事實上,廣西大屠殺在文革當中並非個例。在文革當中,與廣西大屠殺相似的北京大興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以“內蒙古人民黨”(簡稱“內人黨”)的名義對蒙古人牧民的血腥大屠殺,乃至其它被目前的研究揭露出來的大屠殺,它們的背後都具有當局支持、策劃、執行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在文革中大量殺人的,事實上絕不是許多人認爲的“無政府主義暴民”,而是當權者們。通過韋國清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老幹部,都是這些當權者的組成部分,他們都和這些屠殺脫不了關係。

在今天這一講,我想從上一週的話題出發,繼續引申一個問題,就是文革真的是“羣衆打幹部”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毛派和老幹部文革敘事的支持者們看上去有不少對立,但在文革是不是“羣衆打幹部”這一點上,兩者卻有着驚人的一致。毛派認爲,文革是一次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民主實踐”,在民主的程度上可以說超越了古往今來的一切政治活動,至於毛澤東則更是古往今來天字第一號“偉人”。他們之所以這麼說,有一個重要的論據,就是認爲文革是“羣衆打幹部”。在進行這樣的論述時,他們還會配套地講述另外一種觀點,就是用今天中國官員的貪腐橫暴來和他們口中的毛時代進行對比,說本來毛時代的老百姓可以用“大民主”的手段打擊貪腐乾部,目前的老百姓則不敢跟幹部對抗,可見毛時代是真正的“大民主時代”,目前則是“反動勢力復辟時代”。

在老幹部文革敘事支持者的眼裏,“羣衆打幹部”也成了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這種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國官方的口徑中沒有被否認的敘事認爲,一心爲國爲民的老幹部們,遭到了喪失理性的、被極左派煽動的暴民的衝擊。這些被利用了毛澤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煽動起來的暴民,對善良無辜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進行了“殘酷迫害”,導致社會秩序陷入混亂,民不聊生。最後,還是要靠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不斷抵制“反革命集團”的破壞,最後粉碎四人幫,再把搞“兩個凡是”的華國鋒換下去,社會才恢復了秩序,人民羣衆才走出了混亂,過上了安定快樂的生活。

二、毛派和老幹部敘事都認爲文革是“羣衆打幹部”

我在上一講裏說過,雖然毛派和老幹部文革敘事的支持者看上去是對立的,但兩者在事實上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在試圖把中共的某一派打扮成“偉光正”的形象。而在認爲文革是一場“羣衆打幹部”的運動這一點上,兩者儘管對“羣衆打幹部”這個問題本身存在着相反的評價,但他們又都一致地認爲“文革是羣衆打幹部”這種論述是對的。然而,這種論述當然和事實相去甚遠。因爲實際上在文革當中,民衆被當局、被幹部殺害的數量,要遠遠多於死於羣衆之手的幹部。而與被所謂“殘酷迫害”的老幹部們的遭遇相比,民衆在文革中被當局、被幹部迫害的慘烈程度要遠遠更高。因此,毛派和老幹部文革敘事支持者們儘管看上去對文革的立場完全不同,但這絕不能表明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立場有一個是對的、一個是錯的。因爲兩者的立論,都建立在“文革是羣衆打幹部”這樣一個命題之上,而“文革是羣衆打幹部”這種說法根本就是僞命題。在僞命題之上,無論做出怎樣的論述和評價,無疑都是虛假的。

事實上,這種將文革簡化成“羣衆打幹部”的做法,是將文革當中存在過的一種現象當成了普遍和主流,認爲在所謂的“十年文革”期間,都是羣衆在打幹部。要破除這種被毛派和老幹部一致認同的敘事,我們就需要首先將文革的整體真實脈絡敘述一遍。只要事實被呈現出來,那麼種種虛假的論述和僞命題就會像陽光下的冰一樣迅速消融。

藝術家高小華創作的反映文革武鬥的美術作品《爲什麼》。(來自搜狐網)
藝術家高小華創作的反映文革武鬥的美術作品《爲什麼》。(來自搜狐網)

三、“兩年文革”的歷史分期

在這一講當中,我首先要說一說我個人的觀點:我本人是“兩年文革論”的支持者,並認爲文革實際上有兩次。不過,爲了講清楚歷史,我在這個回顧文革歷史的系列節目當中,依然會將1966—1976年之間的歷史全部涵蓋,還會一直談到此後華國鋒的失去權力。在這裏,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形成自己對文革持續時間和次數的判斷,並不一定要以我爲準。我希望的,是能夠爲大家提供一個能夠更準確認識文革的角度,使大家能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

對於1966年5月—1976年10月這一被看作“十年文革”的時期,我首先把它分成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是:

一、1966年5月—1968年7月,我將這一階段稱爲“兩年文革”。
二、1968年7月—1974年1月,我將這一階段稱爲“間歇期”或“後文革時期”。
三、1974年1月—1976年10月,我將這一階段稱爲“第二次文革”。

接下來,我們就用一些時間,來講一講這三個階段都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在我看來,“兩年文革”可以分成六個回合。

第一回合,是1966年5月—8月。在這一時期,於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之後大權旁落的毛澤東,試圖運用他的“偉大領袖”地位,對幹部們控制的黨發起奪權。毛澤東首先在上海從文化戰線動手,而後將火燒向北京市的領導班子,乃至文化部、宣傳部等部門,接着又號召羣衆們起來向幹部黨造反。在這一時期,由於毛澤東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向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學派出了工作組,試圖進行一場二次反右。毛澤東一開始允許劉鄧派遣工作組的行爲,之後則回到北京,表示工作組在鎮壓學生運動,工作組路線被否定。

第二回合,是1966年8月—年底。這一時期,隨着工作組撤出學校,各校紅衛兵運動崛起。在8—9月間,紅衛兵運動被由幹部子弟主導的老紅衛兵掌控,他們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被稱爲“黑五類”的社會羣體,製造了被稱爲“恐怖的紅八月”的殘酷屠殺。將矛頭對準幹部、與老紅衛兵對立、平民色彩更濃的紅衛兵組織,則被叫做新紅衛兵。毛澤東首先放任老紅衛兵行兇,而後在10月宣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羣衆打擊高幹。到年底,老紅衛兵宣告垮臺,新紅衛兵(也被稱爲“造反派紅衛兵”)主導了紅衛兵運動。

第三個回合,是1966年底—1967年4月。在這一階段,矛頭對準幹部的造反運動蔓延到社會上,各種造反組織紛紛衝擊黨政機關。這一階段,也可說是文革的第一個激進高潮。在這一階段,出現了打着毛澤東的旗號進行造反、實際訴求則是爲工人維權的大規模組織“全紅總”,遭到了毛和幹部們的一致鎮壓。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忠誠地執行毛澤東號召造反的政治路線的團體,也就是上海的“工總司”,這一由張春橋、王洪文主導的團體發動了“一月風暴”,沖垮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面對造反派的大舉進攻,中共部分軍方元老和許多地方的幹部、將領採取了強硬反擊,發動了“二月逆流”大量逮捕乃至大批槍殺造反派。毛也在此前後進行了政治妥協,否決了張春橋等人在上海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激進計劃,派出軍隊到各地“支左”,要求各地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即由所謂“革命幹部、羣衆組織代表和部隊軍管代表”組成“革命委員會”,取代過去的黨委和地方政府。

第四個回合,是1967年4月—7月。在毛澤東和林彪的壓力下,中共軍方元老的“二月逆流”被擊退,造反派被大量釋放。各地軍方或當權幹部扶植的羣衆組織與矛頭對準當權幹部的造反派形成了對立。這些各地軍方或當權幹部扶植的羣衆組織,雖然也自稱“造反派”,但被人們普遍地稱爲“保守派”,他們的來源有些可以追溯到老紅衛兵,有些則是被從造反派中分化出來的。而一些部隊和部分幹部則支持造反派。支持造反派的部隊勢力,以林彪系的部隊爲多,但也不盡然,在有的場合林彪和他的派系會支持保派打擊造派。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保造兩派對立,雙方展開了一系列武鬥。毛澤東在7月前往武漢,試圖調停兩派武鬥,卻因爲一系列原因被忠於武漢軍區的當地保派包圍在了東湖賓館,好不容易纔逃了出去,這就是“武漢七二零事件”。

第五個回合,是1967年7—8月,這一階段也是文革的第二個激進高潮。在武漢七二零事件之後,江青號召進行“文攻武衛”,造反派採取了更激烈的手段攻擊幹部黨體制。中共中央的毛派發動的“揪軍內一小撮”運動,將矛頭對準了一批軍內高級將領,使林彪系軍頭之外的將領受到激烈衝擊。造反派則沖垮了外交部,製造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除此之外,將矛頭對準周恩來的造反派團體“五一六兵團”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出於複雜的政治考慮,最終退縮,停止了“揪軍內一小撮”運動,另一方面又恢復了由周恩來掌控的外交系統的工作,並將中共中央的部分毛派分子(王力、關鋒、戚本禹)清洗,從而形成了毛、林、週三巨頭在政治高層三分天下的格局。

第六個回合,從1967年秋到1968年7月。這一回合,可以說是“兩年文革”的殘局。到這時爲止,由於毛澤東兩次退縮,造反派的失敗可以說已經無可避免了。在1967年10月,毛澤東號召各地的保造各派羣衆組織實現“大聯合”,但無法阻止各地的激烈武鬥。其後,在1968年春,毛澤東又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與幹部黨共同將矛頭對準了造反派中所謂“出身不好”的人,很快演化成了一場大規模屠殺。在絕境之中,多地造反派的代表齊聚北京的北航和清華兩所大學,試圖組建各地造反派的聯合團體。毛澤東則在7月27日派出工宣隊粉碎了清華大學造反派,並在第二天召見清華造反派領袖蒯大富,由此引發了我們之前講過的毛澤東自稱“黑手就是我”的那一幕。

到這時候爲止,以社會秩序動盪、羣衆組織大規模造反爲特徵的“兩年文革”就告一段落了。在這之後,一直到毛澤東死去的時候,乃至華國鋒失去權力之前,雖然社會中和政治上依然有着濃烈的文革色彩,但那種人們印象當中以一團混亂和羣衆組織的大戰爲特徵的文革已經一去不返了。在這之後,儘管造反派在1974年和1976年還有兩次短暫的復興,但在勢頭上則遠遠不如“兩年文革”時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兩年文革論”是一個相當有道理的說法。不過,由於毛澤東本人作爲文革的發動者,從沒有官方宣佈過結束文革。因此“兩年文革論”只是一種解釋文革的模型,而並非是一個如同“一加一等於二”般的定理。

到這裏,我就首先講了對於“兩年文革”的歷史分期。在下一講中,我們會繼續講到之後的“間歇期”和“第二次文革”的歷史分期,並會對1966—1976年間的歷史進行一個總體的評述,討論所謂“羣衆打幹部”這種現象到底在這一時期是不是主流。感謝大家,我們下週再見。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