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三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黑手就是我”

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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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三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黑手就是我” 蒯大富。
(Public Domain)

一、清華工宣隊爲什麼會被“御賜”芒果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我們談到了文革當中讓人匪夷所思的“芒果崇拜”、“芒果邪教”。在1968年夏秋之際,曾經從清華大學掀起了一股傳播到各地的“芒果崇拜”風潮。那時候,人們瘋狂地對“偉大領袖”毛澤東“御賜”給清華大學工宣隊的芒果進行頂禮膜拜,由此展開了種種可以說是喪心病狂的邪教活動。

那麼,爲什麼芒果這樣一種普通的水果,只是因爲被毛澤東送給了清華大學工宣隊,就能夠引起這樣如癡如狂的崇拜風潮,乃至演化成一種邪教呢?這個清華大學工宣隊,到底爲“革命事業”作出了怎樣的“豐功偉績”,才能引起這樣一股狂潮呢?

說起來,清華大學工宣隊作出的“豐功偉績”,簡直會讓不明就裏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在1968年7月,清華大學工宣隊粉碎了北京造反派紅衛兵領袖蒯大富的勢力,控制了清華大學校園。

說到這裏,可能有許多對文革史有所瞭解的朋友,都曾聽過蒯大富這個名字,並會感到有些奇怪:蒯大富不是毛澤東在文革當中忠心耿耿的打手嗎?爲什麼他被粉碎,居然會成爲了毛澤東治下的“豐功偉績”呢?這實在是過於弔詭了。

是呀。只要對文革史有一些瞭解的朋友,都會或多或少地聽說過蒯大富這個名字。在那個時代,蒯大富可是政治舞臺上響噹噹的紅人和弄潮兒。作爲清華大學最早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的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對毛澤東的“革命事業”可以說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爲毛澤東打倒他在文革中的最大目標劉少奇出了非常大的力。1967年1月,蒯大富領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曾經出演了一場“智擒王光美”的大戲,用給劉少奇家中打電話,向劉少奇夫婦謊稱他們的女兒劉平平出了車禍、需要家屬立即前往醫院探望的方式,把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騙出了中南海,押到清華校園裏審訊、批鬥。“井岡山兵團”也曾大量蒐集當時被視爲“二號走資派”的鄧小平的黑材料,寫出了一本名叫《鄧修外傳》的小冊子大量傳播。除此之外,蒯大富早在1966年年底就組織過數千人的大遊行,很早就公開喊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可以說,響噹噹的“蒯司令”可謂是毛澤東一條忠實賣力的鷹犬,在文革中多次衝鋒在最前面,爲毛澤東撕咬他的政敵。

可是,這樣一條忠實的鷹犬,怎麼就突然成了被粉碎的目標呢?被粉碎也就算了,粉碎他的清華工宣隊怎麼還獲得了“偉大領袖”的“御賜聖物”,甚至還發展出了一種邪教呢?

大家不要着急。我們還是先把目光放回到歷史場景中去,看看1968年7月27日的清華大學發生了什麼吧。

二、蒯司令的遭遇:數萬不速之客闖進清華園

《鄧修外傳》書影。(來自網站“無產階級圖書館”)
《鄧修外傳》書影。(來自網站“無產階級圖書館”)

1968年7月27日上午,北京清華大學內兩派紅衛兵持續百日的大武鬥已經進入了最後關頭。在三個多月前,由蒯大富指揮的“井岡山兵團”(簡稱“團派”)與對立派“四一四派”(簡稱“四派”)在清華園內展開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戰爭。一開始,雙方使用的武器是石塊、磚頭,以及自制的長矛、弓箭、燃燒瓶。到後來,雙方的武器全面升級到了熱兵器,兩派的人紛紛搶奪大學裏用於訓練民兵的武器庫,並把學校裏的教學實驗室變成了兵工廠,製造出了土槍、土炮、炸藥、手榴彈,乃至用拖拉機改裝成的“土坦克”和“裝甲車”,把一場校園小戰爭活生生打成了“坦克戰”。到了7月上旬,“四派”已經在戰爭中明顯落入下風,被“團派”嚴密封鎖在學校裏的科學館中,試圖突圍的人遭到了“團派”的開槍射殺,“四派”守軍只能靠鹽水和饅頭充飢。在7月9日這天,“團派”用燃燒瓶點燃了科學館的三樓,“四派”退守二樓和一樓。在這之後,絕望的“四派”試圖挖掘地道逃生,又被“團派”動用地震儀發現。到7月16日,隨着“團派”炸燬“四派”的突圍地道,科學館裏的“四派”可以說是無路可退,陷入了徹底的絕望當中。

就在“團派”的領導、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62級學生蒯大富志得意滿,即將實現“一統清華園”的“霸業”的時刻,一羣不速之客突然在1968年7月27日上午10時包圍了清華園。

那天上午包圍清華的人非常之多。這些自稱“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的人們,足有三萬之衆,人數比清華大學裏兩派的人加在一起還要多,充分展現了“無產階級革命羣衆”的氣勢。說是“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實際上這些人大都是一些工人。這些人聚集在清華大學的南門、東門和西門,提出了強硬的要求,表示要在上午11時進駐清華大學。

這一天上午,“團派”的頭頭蒯大富剛好去北京火車站接人,不在現場。在場的“團派”頭頭們早就把清華大學看成了他們的地盤,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這些來路不明的人進駐清華大學。但是,人數佔據了優勢的工宣隊還是突破了“團派”在校門的阻攔,湧進了清華園。在學校裏,這些不速之客開始到處扣押遇到的武鬥人員,並拆毀各種路障、鐵絲網、電網等“戰地工事”。對於已經陷入絕境、坐困科學館的“四派”來說,工宣隊的到來實際上拯救了他們。但對“團派”來說,這實在是無法容忍的。中午12點多,從北京站回到清華園的蒯大富大聲斥責工宣隊,表示自己絕不會放下武器。接着,他又前往當時北京市的最高黨政機機關市革委會“告狀”。往常,別說是市革委會,就連指導文革運動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都要敬蒯司令三分。然而,這一次市革委會的代表卻對蒯大富十分冷漠,告訴他應該“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鬥據點”。

與此同時,在清華園內,“團派”對工宣隊的武裝抵抗已經開始了。不願意放棄他們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的“團派人員”,先是用長矛、石塊反擊工宣隊,接着又使用了手榴彈,最後則開了槍,工宣隊死傷慘重。就在清華園裏血肉橫飛的時候,蒯大富在晚上8點左右回到了清華,與他手下的30多名干將開了一個會。在會上,“團派”的干將們羣情激憤,表示要打下去。蒯大富則分析了局勢,說道:“如果我們留下來,也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明天我們用我們的全部武器、彈藥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傷就更不得了;另一條是我們打輸了,我們就可能被幾萬工人打得全軍覆沒……這兩條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蒯大富怎麼也想不明白,爲什麼自己如此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信任,但在毛主席的眼皮子底下,自己卻要遭受這樣的對待,這背後一定有“走資派”的“黑手”在作祟!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知道自己正在承受的冤屈!他對自己的手下真誠地說:“我們在北京,在毛主席身邊,這麼大的事件,中央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辦了,中央會救我們。請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華井岡山在。”是呀,蒯司令和“團派”可是“毛主席的好戰士”。現在遇到這樣的事情,一定是有“走資派”的“黑手”在迫害革命小將!只要想辦法向毛主席、向黨中央反映清華園裏的情況,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會給“小將”們做主的!就這樣,蒯大富逐漸壓制了會上的“鷹派”,與會者最後達成共識,同意在7月28日凌晨2時30分前撤退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那裏是“團派”的盟友“北航紅旗”的地盤。(以上細節,見唐少傑:《清華文革“七·二七事件”》,南方週末,2001年3月22日)

7月28日凌晨,即將“一統清華園”的“團派”人員不甘心地撤離了清華,除了撤往北航外,還有一部分甚至遠走位於北京郊區昌平的清華覈能研究單位,並在路上遭遇翻車和手榴彈爆炸事故,死傷多人,狼狽至極。激戰了百日的清華園,終於開始平靜了下來。然而,對於蒯大富來說,他的心情卻是如同翻江倒海,怎麼也平靜不下來。沒有從震驚中緩過神來的他來到了北京市電報大樓,在早上5點30分發出了一封致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的電報。這封電報裏這樣說:
“7月27日在黑手晝夜策劃下,假借宣傳7·3佈告,挑動11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凶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着,生命安全無保證,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尋求中央馬上接見。”

蒯司令在這裏說的《七三佈告》,是中共中央在1968年7月3日就當時的廣西局勢發出的一個文件,要求當地停止武鬥。在毛澤東看來,這一佈告不僅適用於廣西,也適用於各地。蒯大富認爲,這些自稱工宣隊的工人們假借制止武鬥,事實上卻對清華園進行了“洗劫”,導致“團派”喪失了自己的“江山”,只能顛沛流離。在這背後,一定有“走資派”的“黑手”。只要有中央的馬上接見,見到“無所不能”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個“黑手”就一定會被揪出來。

發完這封電報後,蒯大富到了“團派”流亡的地點北航。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了北京市革委會的電話,表示黨中央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一開始,蒯大富還擔心這可能是“黑手”的陰謀,不敢前去。接着,與蒯大富同爲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的北大造反派領袖聶元梓又致電蒯大富,表示中央確實要接見他,蒯大富這才放下心來。

三、“黑手就是我”:毛式厚黑學的巔峯

文革中關於《七三佈告》的宣傳海報。(Public Domain)
文革中關於《七三佈告》的宣傳海報。(Public Domain)

那天早上,北京下着下雨。陰雨綿綿的天氣,使蒯司令的處境顯得更爲淒涼了。早上7點多,已經奔波了一天一夜的蒯司令渾身溼漉漉、狼狽不堪地來到人民大會堂,走進了中央接見他的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裏。在那裏,他看到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汪東興等一大批中央大員。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他視若神明的“偉大領袖”——坐在沙發上、身穿白襯衫的毛澤東。(以上細節,見唐少傑:《清華文革“七·二七事件”》,南方週末,2001年3月22日)

那一刻,蒯大富的心情一定是無比放鬆的。因爲他知道,他曾經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揮下奮勇衝殺,爲打倒“頭號走資派”劉少奇和“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這之前,他也曾遭遇過政治打擊,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拯救了他,使他有了他所擁有的一切。在這世上,還有誰能比他更加忠於毛澤東呢?只要毛主席知道了清華園裏發生的那噩夢般的一切,就一定會爲他做主、一定會救他脫離苦海的。那一刻,他像一個孩子一樣哭了出來——那是一種放鬆的哭、是一種委屈的哭、也是一種解脫的哭,正如在外面受了欺負的孩子見到父親後哭出來一樣。

淚眼朦朧之中,蒯大富聽到毛澤東讓他站近一點。他更加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一把撲進了毛澤東的懷裏嚎啕大哭,哭了足足有好幾分鐘,說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根據蒯大富本人的回憶,當時他的感受是“有一種遇到滅頂之災,見到救星的感覺”。在事後多年講述他對毛澤東的感受時,他則說“毛澤東在我們面前就是神,他不可能犯錯誤,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毛澤東是高山,高得不得了的高山,你在他面前立刻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蒯大富: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鳳凰歷史,2013年12月26日)
然而,接下來,毛澤東說出的一句話,卻讓蒯大富哭不出來了。事實上,這句話可以說是毛澤東在文革當中說過的最“經典”的一句話,足以載入史冊,成爲厚黑學的最經典案例之一。值得玩味的是,這句話在許多西方或日本學者所寫的文革史中都得到了引用,但在中國的文革官史中一般卻不見蹤影。

那麼,毛澤東到底說了什麼呢?

毛澤東說道:“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各位聽衆,請大家測算一下蒯大富當時的心理陰影面積吧。總之,我在講到這裏的時候,身上有一種強烈的寒意。

那麼,這句話對於文革史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事實上,毛澤東說出這句話的時刻,正是文革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分界線。“兩年文革論”支持者所主張的“兩年文革”,正結束在這一時刻。在下一講中,我們就會真正進入“文革到底有幾年”這個問題本身了。(唐少傑:《“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重新解讀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談話》,愛思想網,200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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