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回顾文革》第二十讲 “码”的颜色和人的“颜色”

202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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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纵横大历史:《回顾文革》第二十讲 “码”的颜色和人的“颜色” “黑五类”的含义。
来自网站“hi-on”

一、红黄绿灰码与红灰黑五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带领大家继续走进文革的历史中。

这一讲的题目,叫做《“码”的颜色和人的“颜色”》。我们还是要从近期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怪象开始谈起,谈到当下中国政府用“健康码”的颜色来划分人的做法,并与文革时当局将人按照政治“颜色”划分、并对其中部分“颜色”的人进行重点政治迫害的情况联系起来,使大家了解当下乱象的某种“历史先例”。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当局的“数字独裁”手法就变得“更上一层楼”,开始全面推行以手机小程序为平台的“健康码”。

如果一个人处在所谓的“高风险区”,这个人的健康码就会变成红码,那他可就悲剧了,因为他不但哪里也去不了,而且还会被隔离起来。如果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那么这个范围内的所有人都会跟着“躺着中枪”,全部变成红码,享受“大白”的封禁。

在“红码”之下,待遇稍好的是“黄码”。健康码变成黄码的人,依然会受到出行限制。只有获得“绿码”的人,才会有相对比较多的人身自由。

然而,这种按照颜色划分的健康码,所反映的可不仅仅只是人们的健康问题。在有的时候,它还会被当成一种镇压和控制民众的手段。今年4月开始爆发的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有不少储户因为他们存在村镇银行里的钱无法取出而展开了维权行动。这些人不但在郑州遭到了当局的暴力镇压,也有大量维权者的健康码被当局转成了黄码乃至红码。通过这种方式,维权者的行动自由遭到了限制,当局用这种办法控制了民众的聚集抗争。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随着“健康码”制度的演变,在有些地方,甚至红、黄、绿三色已经不足以涵盖所有种类的健康码颜色了。比如在近日的武汉,就出现了“灰码”这种概念,在48小时以内没有进行核酸检测的民众就会被赋上“灰码”。

极权主义政权向来会使用各种手段将民众分成不同的类别,而后加以区别对待,从而达到分化社会、便于控制之类的目的。而这种用颜色将人分成不同类别的做法,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其实也并不是头一回,在毛泽东时代就出现过一次。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将人按照所谓的“阶级出身”划分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别。其中,被中共视为可靠人的是被称作“红五类”的所谓“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与“红五类”相对的,则是种种中共不喜欢的人,包括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统称“黑五类”。而随着中共政治迫害的烈度愈加激烈,后来还有更多种被赋上了“黑色”的人,出现了“黑七类”、“黑九类”之类的说法。此外,介于“红色”和“黑色”之间的,还有一类被看成“灰色”的人,比如职员、店员、医生、中小学教员、记者、小律师、小商人、小业主之类的人,这些人被冠上了“灰五类”、“花五类”、“麻五类”之类的名号。

中国手机中显示的健康红码。(网络截图)
中国手机中显示的健康红码。(网络截图)

二、用不同“颜色”划分人带来的暴行

在当下,民众如果被赋上了红色、黄色、绿色、灰色等不同颜色的健康码,所受的待遇可以说是会有天壤之别。在最为极端的情况下,比如今年上海封城期间的一些民众,会因为身上带着红码被“大白”们封禁在家中活活饿死。而在毛泽东的文革中,一个人是“红色”、“黑色”还是“灰色”,更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我在此前梳理文革历史脉络的时候已经谈到,在文革当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残酷迫害中当中,“黑五类”都是重点被屠杀的对象。而在这种屠杀、迫害当中,更伴随着种种歇斯底里的政治口号,以及充满血腥味的政治歧视语言。在这里,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在1967年4月,一位官二代老红卫兵组织“联动”的成员,曾给平民色彩更浓厚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写过一封信。这封信里这样说道: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XXX闹的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会落在你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 ····……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101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转引自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第七章)

由于这封信里面存在有极其肮脏的词汇,因此我隐去了这样的词语。在前面对文革历史的整体脉络梳理中,我们曾经谈到过创办了联动这个组织的老红卫兵们,在“恐怖的红八月”里面都干了什么。为了维护“红五类”当中干部子弟们的特权,这些官二代们将矛头对准了北京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对准了“黑五类”,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他们这样做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是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这之后,尽管随着文革局势的演进,老红卫兵们失势了,联动也走向了失败,但他们依然不甘心于失去自身的特权,反而对那些“颜色”和他们不同,或者不像他们那么“红”的同龄人们喊打喊杀,用极其难听的侮辱性语言予以辱骂,并图穷匕见地说出了“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要掌权”这样的话。他们还说出了和今天那句著名的“习语”一样的话“别看你今天闹得欢”,表示对平民子弟们要报“血仇”,尽显粗俗和暴虐。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所说的“干部子弟要掌权”,如今果然实现了。那些红色贵族们,今天果然正掌握着这封信里所说的“天下”,攫取了海量的财富和资源。

除此以外,这封信里还把平民子弟们的脑袋说成是“驴头”,还给这些年轻的平民子弟贴上用于描述动物的名称“崽子”,把人比作了动物。这种将人在言语上非人化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常常能见到的。

三、非人化:一条通往大规模屠杀和迫害的道路

在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中,胡图族极端组织民兵就把沦为被屠杀对象的图西族人说成是“蟑螂”。无独有偶,在2019年镇压反送中期间,香港警察和亲中“蓝丝”人士们,也会将香港抗争者说成是“蟑螂”(粤语“曱甴”)。而对于人的大规模非人化描述一旦出现,相伴随的往往就是对人的大规模残杀和迫害。无论是文革初的北京,还是1994年的卢旺达,抑或是2019年的香港,情况都是如此。

实际上,在文革当中,将不同“颜色”的人非人化,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在“恐怖的红八月”当中,有过一首臭名昭著的歌曲,名为“嚎歌”。这首歌的歌词这样说: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人民把我砸烂砸碎

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

要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

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这首歌又被叫做“牛鬼蛇神号丧歌”,但是《嚎歌》这个名字也流传得十分广泛。所谓的“嚎”,就是口字旁的那个“嚎”,“嚎叫”的“嚎”。把人发出的声音,用动物“嚎叫”的“嚎”字来形容,可以说是将侮辱人、把人非人化推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被迫唱这首歌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的人,不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都被批斗他们的人强迫唱过这首歌,而且在唱这首自我侮辱的歌的前后还会遭到种种酷烈的肉体折磨。通过把被迫害者发出的自我侮辱的声音定义成“嚎叫”,施暴者在迫害人的时候也就不会有什么对人的怜悯了,正如同香港警察在将抗争者说成是“黄色物件”时那样。令人相当不安的是,在新冠疫情当中,不少阳性感染者被人用动物“羊”这个字进行了指代,也就是把人说成是羊。而中国当局的“大白”们施加在许多所谓的“羊”身上的暴行,也足可以用令人发指来形容。

在毛泽东的文革中,许多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但杀害了大量被非人化的“黑五类”,许许多多其他不同颜色的人们也都不能幸免于难。1967年湖南的大屠杀中,就有过这样的典型案例。我们在这里先来听一段材料: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卷八)

在这段材料所描述的血案中,被杀害的人不仅仅包括被称为“地主狗崽子”的“黑五类”子女,甚至嫁给地主子女的非“黑五类”女性也要被杀,原因是她嫁给了所谓的“地主狗崽子”、“丧失阶级立场”。这种将人说成是“狗崽子”加以杀害,将与被称为“狗崽子”的人结婚的人一并杀害的行为,可以说是立下了一种邪恶残酷的“禁忌”——不但被非人化的、有不同“颜色”的人要被杀掉,就连和这些人通婚也是一种死罪。

事实上,在毛泽东的文革当中,将不同“颜色”的人非人化后加以残酷折磨和杀害的案例实在是车载斗量,根本就是难以穷举,因为这样的事情在那时实在是太过于普遍了。进行非人的残害人、杀戮人行为的人,将自己看成了“人”,又在进行这类残酷行为时把那些被残害的人进行非人化。这实在是既残酷,又荒诞。而这种荒诞,绝不是那种使人发笑的荒诞,而是使人愤怒、使人难过、使人无言的荒诞。

不过,正如我在之前所说过的那样,在我看来,实际上文革不仅只有一个“毛泽东的文革”,而是有“三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毛泽东及毛派与干部集团的斗争,可以简称为“毛泽东的文革”。第二个文革,是社会上毛派人士与“五毛”人士的厮杀。第三个文革,则是民众借中共内讧的机会展开的抗暴行动。尽管这三个文革互相交织,但在本质上又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除了“毛泽东的文革”以外,在另外两个文革的层面上,对于上述的种种暴行又有什么样的立场呢?我们知道,毛派人士当然对所谓的“黑五类”没有什么同情,因此第二个文革实际上可以讲的并不那么多。但是,在民众抗暴色彩强烈的那“第三个文革”当中,民众们真的就是束手待毙的羔羊吗?人们是否进行了种种反抗?事实上,任何时代的民众在面对这种将人按照“颜色”进行划分、对相应“颜色”的人进行非人化的迫害和残杀的行为时,都不可能束手待毙。无论是文革中面对大屠杀的民众,还是在疫情封城时面对“大白”暴行的民众,都有不少人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选择了反抗。在下一讲当中,我们就要更为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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