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中國最錢線:重返東南亞:“世界工廠”的替代之路能否平坦?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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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中國最錢線:重返東南亞:“世界工廠”的替代之路能否平坦? 中國看起來要將自己在全球貿易中的關鍵地位拱手讓出,但世界會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供應鏈轉移引發的動盪。
(自由亞洲電臺製圖)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臺,這裏是《中國最錢線》,我是子朝。我們之前以兩期節目圍觀了中國的魔怔防疫,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要把目光看向中國南面的那一塊土地。2022年,那裏的人們最有理由對中國的天降偉人說一聲:聽我說,謝謝你,因爲有你。

“感謝”中國

4月,中國寂靜的春天裏,一則財經新聞登上了許多媒體的頭條:3月越南出口額達創紀錄的347.1億美元,環比增長48.2%,同比增長14.8%。這個成績已經比這個月中國外貿出口重鎮深圳高了100多億,離中國經濟和外貿第一大省廣東的577億也相差不遠。要知道,越南總人口只有廣東的80%,經濟總量更是隻有廣東的1/5,深圳的七成左右,2021年的gdp也不到4000億美元。相比其經濟規模,這一驚人的外貿數字當然是建立在訂單大量湧入,“單子排到下半年甚至明年”的基礎之上的。而這些訂單很大部分都是從中國轉移而來的。圍城中焦慮的中國網民也紛紛轉發西貢直追上海的火熱城建、越南工業區堪比深圳關外的洶湧摩托車流。很多人覺得,“這樣下去要輸越南了”這句話,以後可能也不僅限於足球了。

外貿訂單轉移出中國,其實是這幾年的大趨勢。如觀察者網之類中媒所言,此事“不值得驚慌”,因爲越南在疫情前的2019年出口額就一度超越過深圳。還有很多專家說此事“不值得擔心”,因爲“越南僅僅是組裝基地”“附加值很低”——不過好像中國絕大多數企業的附加值也高不到哪去就是了。當然僅僅以目前的情況看,產業鏈向越南等國轉移一時半會兒倒不會特別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因爲越南的這些組裝工廠目前大部分是從中國進口半成品或零件進行組裝加工再出口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的中越貿易關係有點像臺灣跟中國的貿易關係。但這僅僅是從企業視角的分析。如果我們從就業的維度來看就有些麻煩了:中國的產業升級進行的並不順利,而中國的體量又絕非臺灣可比。這意味着低端製造業過快離開中國還是會明顯影響就業,而能像臺灣勞工那樣被送去東南亞工廠當“監工”也只可能是工人隊伍裏的一小部分。至少在目前,“工廠擰螺絲”的出路對於中國當局維護社會穩定,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儘管總加速師本人似乎並不是很重視。至於這種轉移和中國當下的魔怔防疫之間的關係,中國官媒更是極力撇清,或者假裝不屑一顧地表示“他們以後還會回來的”,就像2020下半年新冠全球流行的一段時間一樣。不過作爲身在美國的消費者,我確實看到超市裏的made in china越來越少,而出自東南亞、南亞國家的則越來越多。

同樣要對天降偉人說“謝謝你 因爲有你”的國家,還有中國人一直嘲笑但又不敢輕視的新晉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印度。一則富士康今年將在印度生產新iphone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關注。相比體量有限、基礎設施和研發力量薄弱的東南亞,14億人口的印度不僅是知名的科技大國,還是新興的基建狂魔。十幾個城市同時開工的地鐵,全國範圍鋪開的高速公路項目,加上不亞於海外華人規模的海外社區加持,自己本身又坐擁多家世界500強。未來確實是最有可能全方位挑戰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現有地位的國家。

當然在後疫情時代,一個更爲重要的變化是,各大經濟體都開始試圖打造自己更容易控制的供應鏈圈子。這個圈子不僅在政治上安全,最好在地緣上也同樣如此。世界老大美國已經推出多項舉措促進墨西哥等南部鄰國的發展,儘量減少跨洋供應帶來的隱患。而歐盟也一直努力將供應鏈轉入東歐和北非國家,或者至少引進他們的勞動力。這種趨勢對於東亞地區——世界三大經濟中心區域裏消費能力最差,最依賴人民辛苦勞作帶來的出口——本身就是嚴重的衝擊。東北亞日韓臺這幾個發達經濟體可以穩住自己向歐美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同時以自己的消費支撐東南亞一些國家。但對體量巨大的中國來說,就很棘手了。這裏還沒有考慮地緣政治的風險。

“雁行”與新老“小虎”

越南民衆在購物。(美聯社)
越南民衆在購物。(美聯社)

我的標題是“重返”而非“開闢”東南亞,因爲那些發達國家和國際大企業“轉移供應鏈”的目標國,雖然有一些國家如越南算是“新兵”,但有一些國家如在“世界工廠”這個領域的資歷其實是比中國還要老的。

整個東亞地區,這裏包括了東南亞,最大的特點就是地狹人稠。季風氣侯下的集中農耕生產,造就了所謂“集體主義、服從管理、喫苦耐勞”的“亞洲性格”——我個人並不特別贊同這一提法,更反對其背後的政治動機,不過這跟本文主題關係不大。總之從本區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日本開始,東亞各國的經濟一直都是以開採“人力資源”爲核心。東亞各國包括中國在內,也都是“日本模式”的學生:立足於大量廉價勞動力,通過吸引外資、大搞基建推動發展出口導向產業,佔領某幾項產品的市場優勢。然後再利用前一階段的積累向上爬科技樹,這中間還需要政府的強勢引導。而當本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內成本升高使一些必須立足於產品廉價的行業失去競爭力的時候,則大力推動相關產業向鄰近的較低收入國家轉移。這樣隨着“先進國家”發展,相對低技術低利潤的行業逐次向較窮國家轉移的模式,被稱爲“雁行模式”,指各國的產業發展就像羣飛的大雁一樣,由先進國家帶動落後國家。日本自然是“頭雁”,在1970年代港臺星韓四個漢字文化區的小型國家或城邦開始模仿它的路線。而到了80年代,隨着東南亞地區政治逐漸穩定,產業大舉向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家轉移,一時間又有了所謂“四小虎”的稱謂。這幾個國家人口衆多、自然資源豐富,當時基本都實行威權半威權統治,如今中國自稱的各項“優點”,這幾個國家當時也都差不多具備了,在那個階段,它們都保持了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其實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遺產:泰國至今還是全球主要的汽車生產國,大量關鍵電子產品如硬盤等依然是在泰國和菲律賓製造。1990年代,“新馬泰”基本上是大部分中國人走出國門的第一站,是新潮、時髦、現代化的代名詞,畢竟那時候中國人很難有條件去歐美日韓旅遊。

但在當今高傲的中國人心目中,這些國家早就已經都是“貧窮的農業國家”形象了。事實也確實相去不遠:與“四小龍”相比,“四小虎”基本上沒有成長出自己有影響力的國際企業,製造業也一直停留在外資的加工車間的水平,並沒有獲得多少技術積累,與“四小龍”形成鮮明對比。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了長期停滯狀態,人民收入長期原地踏步,逐漸成爲發達國家眼中的“低消費天堂”。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僅被迅速增長的中國超過,現在看來印度人也很快可以來這裏享受萬年不變的低物價和高水準服務了。

東南亞“小虎”沒能實現產業升級的原因,普遍被認爲是這些國家廣泛存在的腐敗和裙帶資本主義將資源不合理地集中在某些特權集團手中。而這些人,就像拿到了石油開採權的俄羅斯寡頭一樣,會更願意控制那些“躺着賺錢”的領域,如各類公用事業、需要特許權的農產品進出口等,靠市場競爭去推動技術升級發展的路算是堵死了。而偏偏東南亞國家沒有漢字圈的士大夫官僚國家傳統,政府雖然是威權或準威權的形式,其調動資源的能力並不強大,也無力以政府資源支持“優勢產業”發展。在這種局面下,這些國家所依賴的出口加工業變得非常不穩定。一旦出現成本更低的競爭對手,洶湧的外資便會絕情地掉頭離去。

對“小老虎”們最糟糕的消息,是北面那個體量巨大的國家加入世界大市場。除了龐大的體量,在當時明顯更低的工資,這個國家有東南亞國家一樣的政治體制上的問題。但它卻是由一個強勢得多的政權所統治,在這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執行最直接的“經濟掛帥”,使盡渾身解數吸引外資,還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地區間競爭”模式。昔日的“老虎”們因爲手裏並沒有掌握附加值高的環節,在產出效率和成本方面都無法和中國競爭,只能又轉頭回到旅遊業、農業、採礦這類依靠自然資源的產業,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中國市場。馬來西亞在2000到2010年間,工業產品在出口產品中的比重從七成以上下降到不足五成,而棕櫚油——主要是面對中國市場——的出口則翻了3倍。中國作爲”雁行模式“的最後一環,利用自己的各種優勢——不論是體量優勢,所謂“制度優勢”或是“低人權優勢”,實現了對東南亞各國對超越,而東南亞各國逐漸成爲中國人現在看到的樣子。現在甚至居然成爲中國“轉移產業”的對象,聽起來有點搞笑——這些企業本來就是從那邊過來的。

如今的“新老虎”如越南、柬埔寨等,80年代尚深陷戰爭泥潭。而它們現在的快速發展,仍然很像當年的“小虎”們。從表面上看依然是以前的“雁行模式”,只是中國似乎隱隱佔據了“頭雁”的位置。就像中國的“專家”們經常說的那樣,目前轉移到越南去的要麼是中國政府定義的“低端產業”,要麼是中國企業爲了利潤選擇的主動擴張,並不能單用它證明所謂“世界和中國互相拋棄”。

可見的動盪

越南民衆在挑選鞋子。(美聯社)
越南民衆在挑選鞋子。(美聯社)

供應鏈的轉移絕非一蹴而就之事,只是一旦開始,就很難避免如滾雪球一般擴大。而每一次這種轉移都會引起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後果。中國成爲“世界工廠”多年,雖然中國政府所謂的“完整工業體系”純屬吹牛,但不可否認中國在多個行業有全世界最好的配套體系。深圳關外轉一圈可以攢出一部手機,紹興柯橋生產全世界所有的服裝面料,義烏則被稱爲世界超市。圍繞着這些行業的龍頭企業會生長出海量做各個環節配套的企業,以及熟練的技術工人隊伍,這一套體系即使出現了要搬走——可能是企業搬走產線,也可能是外商轉單別處——的傾向,也很難馬上在別的地方重新建立起來。這就造成了一個短期內必然存在的現象:越南、孟加拉甚至更遠地方的工廠,依然離不開中國境內生產的零配件。

這一過程雖然緩慢,卻會在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巨大影響,尤其是在轉移過程中。上游原料、零配件與下游加工組裝之間的距離如果變長,本身就會造成供應鏈的隱患。而這一過程中也必然會引發一段時間內,作爲主要消費市場的國家,特別是其中的歐美髮達國家,會出現物價上漲的情況。

更嚴重的是,如前面所述,各地區發達經濟體爲了“安全”而提出的縮短供應鏈的方案,本身還會讓這些國家更加需要直接介入區域內落後國家的政治經濟。這一舉措很有可能會讓該區域的許多問題變得無法掩蓋。歐盟和美國對本國和附近地區再工業化的需求引發的勞動力需求,帶來了中東和中美洲的難民危機(這些人知道到達西方國家就有工作)。而一些有一定實力卻無法被納入區域體系的國家,就越發有被世界“拋棄”的感覺,最極端情況下,有些國家比如衰落的俄羅斯就會進行冒險行爲。

脫鉤還要靠自己加速

一個越南木工在工作。(美聯社)
一個越南木工在工作。(美聯社)

就像以上講的。雖然中國產業向國外尤其是東南亞轉移的趨勢非常明確,但這並不代表着西方或者美國與經濟上與中國的脫鉤就一定會發生。就像我前面所說的,中國依然有許多短期內不可替代,或者說讓資本戀戀不捨的“優勢”。就像歐洲對俄國的能源依賴成癮一樣,世界各國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商品也有了依賴。脫鉤的“雷霆一擊”,最後還是得靠這些國家的天降偉人們自己。

中國今年的魔怔防疫,不同於兩年前可以自吹爲“政府控制和動員力量的顯示”的,而是純粹暴露了一個政府的顢頇、冷酷。更重要的是,這一詭異的決策,暴露了天降偉人領導的這個草臺班子,已經徹底不在乎中共曾經不斷拿來宣傳的“經濟增長”。而這一瘋狂的遊戲更是提醒大家,在中國投資有多麼的不確定性。如果這一次真的嚇到大家主動脫鉤,中國的經濟增速以後不是偶爾而是日常被越南超過,那隻能說,還是要對天降偉人說:謝謝你,因爲有你。

本期節目就到這裏,子朝下週與您繼續相約《中國最錢線》,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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