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中国最钱线:重返东南亚:“世界工厂”的替代之路能否平坦?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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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中国最钱线:重返东南亚:“世界工厂”的替代之路能否平坦? 中国看起来要将自己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地位拱手让出,但世界会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供应链转移引发的动荡。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这里是《中国最钱线》,我是子朝。我们之前以两期节目围观了中国的魔怔防疫,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要把目光看向中国南面的那一块土地。2022年,那里的人们最有理由对中国的天降伟人说一声: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感谢”中国

4月,中国寂静的春天里,一则财经新闻登上了许多媒体的头条:3月越南出口额达创纪录的347.1亿美元,环比增长48.2%,同比增长14.8%。这个成绩已经比这个月中国外贸出口重镇深圳高了100多亿,离中国经济和外贸第一大省广东的577亿也相差不远。要知道,越南总人口只有广东的80%,经济总量更是只有广东的1/5,深圳的七成左右,2021年的gdp也不到4000亿美元。相比其经济规模,这一惊人的外贸数字当然是建立在订单大量涌入,“单子排到下半年甚至明年”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订单很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转移而来的。围城中焦虑的中国网民也纷纷转发西贡直追上海的火热城建、越南工业区堪比深圳关外的汹涌摩托车流。很多人觉得,“这样下去要输越南了”这句话,以后可能也不仅限于足球了。

外贸订单转移出中国,其实是这几年的大趋势。如观察者网之类中媒所言,此事“不值得惊慌”,因为越南在疫情前的2019年出口额就一度超越过深圳。还有很多专家说此事“不值得担心”,因为“越南仅仅是组装基地”“附加值很低”——不过好像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附加值也高不到哪去就是了。当然仅仅以目前的情况看,产业链向越南等国转移一时半会儿倒不会特别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因为越南的这些组装工厂目前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半成品或零件进行组装加工再出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中越贸易关系有点像台湾跟中国的贸易关系。但这仅仅是从企业视角的分析。如果我们从就业的维度来看就有些麻烦了:中国的产业升级进行的并不顺利,而中国的体量又绝非台湾可比。这意味着低端制造业过快离开中国还是会明显影响就业,而能像台湾劳工那样被送去东南亚工厂当“监工”也只可能是工人队伍里的一小部分。至少在目前,“工厂拧螺丝”的出路对于中国当局维护社会稳定,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总加速师本人似乎并不是很重视。至于这种转移和中国当下的魔怔防疫之间的关系,中国官媒更是极力撇清,或者假装不屑一顾地表示“他们以后还会回来的”,就像2020下半年新冠全球流行的一段时间一样。不过作为身在美国的消费者,我确实看到超市里的made in china越来越少,而出自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则越来越多。

同样要对天降伟人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的国家,还有中国人一直嘲笑但又不敢轻视的新晋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一则富士康今年将在印度生产新iphone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相比体量有限、基础设施和研发力量薄弱的东南亚,14亿人口的印度不仅是知名的科技大国,还是新兴的基建狂魔。十几个城市同时开工的地铁,全国范围铺开的高速公路项目,加上不亚于海外华人规模的海外社区加持,自己本身又坐拥多家世界500强。未来确实是最有可能全方位挑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现有地位的国家。

当然在后疫情时代,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各大经济体都开始试图打造自己更容易控制的供应链圈子。这个圈子不仅在政治上安全,最好在地缘上也同样如此。世界老大美国已经推出多项举措促进墨西哥等南部邻国的发展,尽量减少跨洋供应带来的隐患。而欧盟也一直努力将供应链转入东欧和北非国家,或者至少引进他们的劳动力。这种趋势对于东亚地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区域里消费能力最差,最依赖人民辛苦劳作带来的出口——本身就是严重的冲击。东北亚日韩台这几个发达经济体可以稳住自己向欧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时以自己的消费支撑东南亚一些国家。但对体量巨大的中国来说,就很棘手了。这里还没有考虑地缘政治的风险。

“雁行”与新老“小虎”

越南民众在购物。(美联社)
越南民众在购物。(美联社)

我的标题是“重返”而非“开辟”东南亚,因为那些发达国家和国际大企业“转移供应链”的目标国,虽然有一些国家如越南算是“新兵”,但有一些国家如在“世界工厂”这个领域的资历其实是比中国还要老的。

整个东亚地区,这里包括了东南亚,最大的特点就是地狭人稠。季风气侯下的集中农耕生产,造就了所谓“集体主义、服从管理、吃苦耐劳”的“亚洲性格”——我个人并不特别赞同这一提法,更反对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不过这跟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总之从本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东亚各国的经济一直都是以开采“人力资源”为核心。东亚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也都是“日本模式”的学生:立足于大量廉价劳动力,通过吸引外资、大搞基建推动发展出口导向产业,占领某几项产品的市场优势。然后再利用前一阶段的积累向上爬科技树,这中间还需要政府的强势引导。而当本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成本升高使一些必须立足于产品廉价的行业失去竞争力的时候,则大力推动相关产业向邻近的较低收入国家转移。这样随着“先进国家”发展,相对低技术低利润的行业逐次向较穷国家转移的模式,被称为“雁行模式”,指各国的产业发展就像群飞的大雁一样,由先进国家带动落后国家。日本自然是“头雁”,在1970年代港台星韩四个汉字文化区的小型国家或城邦开始模仿它的路线。而到了80年代,随着东南亚地区政治逐渐稳定,产业大举向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转移,一时间又有了所谓“四小虎”的称谓。这几个国家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当时基本都实行威权半威权统治,如今中国自称的各项“优点”,这几个国家当时也都差不多具备了,在那个阶段,它们都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其实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遗产:泰国至今还是全球主要的汽车生产国,大量关键电子产品如硬盘等依然是在泰国和菲律宾制造。1990年代,“新马泰”基本上是大部分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第一站,是新潮、时髦、现代化的代名词,毕竟那时候中国人很难有条件去欧美日韩旅游。

但在当今高傲的中国人心目中,这些国家早就已经都是“贫穷的农业国家”形象了。事实也确实相去不远:与“四小龙”相比,“四小虎”基本上没有成长出自己有影响力的国际企业,制造业也一直停留在外资的加工车间的水平,并没有获得多少技术积累,与“四小龙”形成鲜明对比。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人民收入长期原地踏步,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眼中的“低消费天堂”。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被迅速增长的中国超过,现在看来印度人也很快可以来这里享受万年不变的低物价和高水准服务了。

东南亚“小虎”没能实现产业升级的原因,普遍被认为是这些国家广泛存在的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将资源不合理地集中在某些特权集团手中。而这些人,就像拿到了石油开采权的俄罗斯寡头一样,会更愿意控制那些“躺着赚钱”的领域,如各类公用事业、需要特许权的农产品进出口等,靠市场竞争去推动技术升级发展的路算是堵死了。而偏偏东南亚国家没有汉字圈的士大夫官僚国家传统,政府虽然是威权或准威权的形式,其调动资源的能力并不强大,也无力以政府资源支持“优势产业”发展。在这种局面下,这些国家所依赖的出口加工业变得非常不稳定。一旦出现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汹涌的外资便会绝情地掉头离去。

对“小老虎”们最糟糕的消息,是北面那个体量巨大的国家加入世界大市场。除了庞大的体量,在当时明显更低的工资,这个国家有东南亚国家一样的政治体制上的问题。但它却是由一个强势得多的政权所统治,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执行最直接的“经济挂帅”,使尽浑身解数吸引外资,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间竞争”模式。昔日的“老虎”们因为手里并没有掌握附加值高的环节,在产出效率和成本方面都无法和中国竞争,只能又转头回到旅游业、农业、采矿这类依靠自然资源的产业,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中国市场。马来西亚在2000到2010年间,工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从七成以上下降到不足五成,而棕榈油——主要是面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则翻了3倍。中国作为”雁行模式“的最后一环,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不论是体量优势,所谓“制度优势”或是“低人权优势”,实现了对东南亚各国对超越,而东南亚各国逐渐成为中国人现在看到的样子。现在甚至居然成为中国“转移产业”的对象,听起来有点搞笑——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如今的“新老虎”如越南、柬埔寨等,80年代尚深陷战争泥潭。而它们现在的快速发展,仍然很像当年的“小虎”们。从表面上看依然是以前的“雁行模式”,只是中国似乎隐隐占据了“头雁”的位置。就像中国的“专家”们经常说的那样,目前转移到越南去的要么是中国政府定义的“低端产业”,要么是中国企业为了利润选择的主动扩张,并不能单用它证明所谓“世界和中国互相抛弃”。

可见的动荡

越南民众在挑选鞋子。(美联社)
越南民众在挑选鞋子。(美联社)

供应链的转移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只是一旦开始,就很难避免如滚雪球一般扩大。而每一次这种转移都会引起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多年,虽然中国政府所谓的“完整工业体系”纯属吹牛,但不可否认中国在多个行业有全世界最好的配套体系。深圳关外转一圈可以攒出一部手机,绍兴柯桥生产全世界所有的服装面料,义乌则被称为世界超市。围绕着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会生长出海量做各个环节配套的企业,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这一套体系即使出现了要搬走——可能是企业搬走产线,也可能是外商转单别处——的倾向,也很难马上在别的地方重新建立起来。这就造成了一个短期内必然存在的现象:越南、孟加拉甚至更远地方的工厂,依然离不开中国境内生产的零配件。

这一过程虽然缓慢,却会在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转移过程中。上游原料、零配件与下游加工组装之间的距离如果变长,本身就会造成供应链的隐患。而这一过程中也必然会引发一段时间内,作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欧美发达国家,会出现物价上涨的情况。

更严重的是,如前面所述,各地区发达经济体为了“安全”而提出的缩短供应链的方案,本身还会让这些国家更加需要直接介入区域内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这一举措很有可能会让该区域的许多问题变得无法掩盖。欧盟和美国对本国和附近地区再工业化的需求引发的劳动力需求,带来了中东和中美洲的难民危机(这些人知道到达西方国家就有工作)。而一些有一定实力却无法被纳入区域体系的国家,就越发有被世界“抛弃”的感觉,最极端情况下,有些国家比如衰落的俄罗斯就会进行冒险行为。

脱钩还要靠自己加速

一个越南木工在工作。(美联社)
一个越南木工在工作。(美联社)

就像以上讲的。虽然中国产业向国外尤其是东南亚转移的趋势非常明确,但这并不代表着西方或者美国与经济上与中国的脱钩就一定会发生。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中国依然有许多短期内不可替代,或者说让资本恋恋不舍的“优势”。就像欧洲对俄国的能源依赖成瘾一样,世界各国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也有了依赖。脱钩的“雷霆一击”,最后还是得靠这些国家的天降伟人们自己。

中国今年的魔怔防疫,不同于两年前可以自吹为“政府控制和动员力量的显示”的,而是纯粹暴露了一个政府的颟顸、冷酷。更重要的是,这一诡异的决策,暴露了天降伟人领导的这个草台班子,已经彻底不在乎中共曾经不断拿来宣传的“经济增长”。而这一疯狂的游戏更是提醒大家,在中国投资有多么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一次真的吓到大家主动脱钩,中国的经济增速以后不是偶尔而是日常被越南超过,那只能说,还是要对天降伟人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子朝下周与您继续相约《中国最钱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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