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中國透視："六四"34週年祭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軍坦克列陣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逼近。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曹旭雲先生，1989年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團長，自傳《愛爾鎮書生》作者，居匈牙利

 

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劇距今已經34年了。今年紀念六四，我請來的嘉賓是曹旭雲先生，他是1989年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團長，是天安門絕食團成員，是34年前那場撼動世界的民主運動的親身經歷者，同時是自傳體小說《愛爾鎮書生》作者，我曾榮幸在華府評論過這本觸動人心的自傳。曹先生現在居住在匈牙利。他1982年在江西的一所學院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師，後來很快自我放逐出體制，作爲一位現代遊俠，仗劍出行，浪跡天涯。1989年在海南島，因聽到胡耀邦先生辭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曹先生頓時身心沸騰，強烈感到天命的召喚，遂登車北上，直抵天安門廣場，發起了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並任團長。當年他與學生一起，同時絕食，抵死堅守，直至最後一刻。

一、34年前的天安門，赴京聲援團始末

  1）背景

地點：北京天安門廣場

時間：1989年5月23日——6月4日

廣場情勢：戒嚴令發佈之後, 北京的基本情勢的變化，軍車被阻於市郊，抗議高潮的出現：全民與黨軍的對決，全國各大城市與北京的連動。其規模史無前例，世界各國罕有匹敵。百年中國人的基本訴求和命運，戲劇性地濃縮在天安門和中國大城市的時空中。那是一個悲愴的歷史舞臺：近代中國人的悲歡離合、光榮與夢想，生生不已，全都凝結在了天安門的吶喊聲中。

  2）從“坐而談”到“起而行”：赴京聲援團緣何而起？

如何讓廣場與全國連接，互動互傳，信息溝通，燎原萬里

成立過程：旗幟、據點、講壇

作爲絕食團員及赴京聲援團團長觀看並參與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活動：商討重大決定、《5.27聲明》、各地及港臺的捐款捐物

赴京聲援團的其他活動：爲任畹町先生牽線與絕食團指揮部對話，民主女神像的矗立，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 最後的時刻……

二、近代中國精神的巔峯時刻

      災難的宗教性效應

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是近代中國人在精神上的一次巔峯體驗。

歷史屢屢表明，人類在遭遇巨災劫難或震撼性大事件時，會產生社會心理的驟然變遷，會出現價值體系的劇烈轉換。至於變遷的具體方向，是正是負？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墜落？則取決於當事者平日隱而不顯的神祕的精神蘊藏。

人們注意到，在這樣的特殊時刻，庸常的生活退隱了，而某種“崇高”的心理體驗翩然降臨。一些平日斤斤計較無比看重的事物，此時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與精神體驗，此時突然獲得神聖的地位，不容褻瀆。這是巔峯式的精神體驗導致的精神洗滌與昇華，我稱之爲“災難的宗教性效應”。的確，大難中的精神昇華，極其類似於宗教體驗。自從六四那天的槍聲響過之後，中國就不復是原來的那個中國了。中國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種意義上，六四將爲這個正在潰爛的民族之精神輸入道德感，輸入宗教感，輸入神聖性的資源。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現代中國的十字架，是有實實在在的精神理據的。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大地上像野火一樣瀰漫的宗教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該事件的屬靈的回應，它孕育了一場偉大的宗教勃興。

當然，巔峯時刻並不能長期維持，巔峯之後，特別是遭遇悲劇性的巨大墜落之後，往往會有一段黑暗時期，社會人心急劇墮落，尤其是知識階層的精神衰敗令人痛心疾首。民族精神的復興之日將依賴於天降重大歷史契機。

三、兩次精神復甦

      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曾出現過兩次類似的民間精神復甦的時刻，一個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帶來的民間社會的出土，一個是2022年的白紙運動。

1） 5. 12大地震

在在四川大地震災區的巨大的殘垣廢墟中，中國的民間社會，如雨後春筍，冒出地面從基督教團契，到佛教僧尼；從國內臨時組建的慈善機構以及社會和環保團體，到國際久負盛名的非政府機構；從大學生組織的Green SOS到尚民社會發展研究所，不約而同，在中國的政府和軍隊之外，開闢了另一個救災現場。

從天而降的毀滅性災難，一瞬間使一個極權社會突然停擺，其統治機器和管理網絡突然斷裂、解體，驟然帶來了短時間的管理真空，權力真空。而大災帶來的大量緊迫的救援需求、醫療需求、物資需求、秩序危機、管理危機，這種超大範圍的燃眉之急，縱是再強大的極權政府也無力解救。於是，民間自救應運而生，自發的民間組織應運而生，而過去僅存於地下的公民組織也一下子浮出了水面。彷彿一下子回覆到了“人飢我飢，人溺我溺”，守望相助的初民社會時期。

2)  白紙運動

2020—2022年人爲大疫情大封城大戒嚴，從烏魯木齊到上海、北京、成都、重慶、武漢、廣州……遍及中國20多個省市，近百所大學的白紙革命，令人不可思議的是，1989年六四之後，很多人說，中國人的脊樑骨被殘酷的大屠殺打斷了。多年來一直被北京推行遺忘工程長期被洗腦的年輕中國學子，被批評爲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苟且偷生，自甘爲奴，今天，在神祕力量驅動下，他們擺脫了那種深入骨髓的恐懼感，爲何一代挺直腰板的年輕人從地下突然冒了出來。此事何以發生，預兆着什麼？

新新代與前輩的不同特徵。恐懼感是後天輸入的。但上一輩被內化的深刻恐懼感並不能從基因上遺傳給下一代。自由本能則是天生的。而反抗則是通向自由的綠燈。

中國人的六四記憶，終於被野蠻的動態清零政策喚醒。

這一記憶終於在新生代大學生與他們的父母一代六四人之間建立起了精神紐帶，建立起了兩代人的共情關係。

四、再臨峯巔：歷史的拐點出現

1）中共當前全球孤立，內憂外患

最近幾年來北京的倒行逆施特別是2020年香港事件、三年新冠病毒自中國大流行至全球事件，中共武力脅迫臺灣，新疆種族滅絕事件、中共在南海武裝島礁事件，經濟垂直下滑，俄烏戰爭北京援俄……這次廣島G7峯會使之遭遇歐美日韓澳菲等西方主流國家孤立，中共內外交困，陷入巨大的合法性焦慮之中，陷入安全的危機之中。

香港的維園火光被《港區國安法》澆滅了，香港的六四博物館被取締了，但是2022年，六四紀念館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重新開館，傳遞薪火。

六四34年後，一個新的歷史契機出現，多行不義的中共終於聽到了四面楚歌。六四的聲音並未湮滅，並未沉沒於歷史深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2）“六四人”，站出來！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社會內外的一個特殊的羣體——“六四人”，『包括：天安門一代（參與當年運動的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以學生爲主體的人羣）、六四市民抗暴者、天安門母親羣體、因六四而改變一生命運者（被關押、被流亡、被移民者……、香港維園秉燭者、六四傳薪人（誓言傳承八九精神的七零後、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等。』這一“六四人”羣體，精神上受過六四洗禮，種下了共同的六四情結，擁有了共同的“六四基因”，經年累月，在沉默與黑暗中發酵……。無論身處何國何地，無論何種職業崗位，甚至何種不同的政見派別，在中國內外的六四人，雖然他們外在與常人無異，不顯山，不露水；然而，一旦極權的裂口撕開，一旦歷史的集結號響起，全國全球的六四人，心有靈犀一點通，久蘊心中那口發酵的六四酒，將如衝塞的香檳，噴薄而出，匯聚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六四人，是時候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