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曾經的中南海里的"青紅幫"
我們在本專欄播出的上篇文章《習近平與李克強"比選"的兩大優勢》中已經向聽衆和讀者們回顧了一九八七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倒臺後,推出了一個烈士後代李鵬;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倒臺時,又推出了一個“烈士遺孤”江澤民,從此形成了外界所說的“江、李體制”。從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到他二零零四年十月把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也讓給胡錦濤,實際在位長達十五年,而胡錦濤全面接班之後實際在位時間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領導權即又交回到“紅色後代”手裏。而胡錦濤在位時間的兩個時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這第一時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這第二時段,又是分別是由兩個“太子黨”成員“輔佐”,前一個是曾慶紅,後一個是習近平。而這兩個時段,就是所謂中南海里的“青紅幫”時代。
回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之後,因爲胡錦濤的接替了江澤民的黨總書記職務和曾慶紅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實際充當的“副總書記”角色,京城內便開始有人用“胡青幫”和“曾紅幫”來形容中共政壇中分別由胡錦濤和曾慶紅所代表的的共青團背景者和紅色後代出身者,二者又被統一戲稱爲“青紅幫”。
分別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和二零零三年三月召開的第十次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落幕之後,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層級的所謂“青幫”,也被稱之爲“胡青幫”的成員主要有: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八十年代初中期擔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新疆自治區委書記王樂泉(是胡錦濤擔任團中央領導人時間的山東團省委副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是八十年代初期的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長、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劉雲山(胡錦濤和王兆國擔任團中央領導人時間的內蒙古自治區團委主持工作的副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兼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胡錦濤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時期的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所謂的“紅幫 ”,也因爲是以曾慶紅爲代表也被戲稱爲“曾紅幫”的成員,除了曾慶紅本人,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另外,全國人大系統還有李維漢的兒子,副委員長李鐵映,全國政協系統裏還有廖承志的兒子,副主席廖暉等。
接下來的五年後,隨着中共元老之一習仲勳的後代習近平和曾經擔任過中共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同時進入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十七屆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新鮮面孔裏共青團背景者和紅色後代背景,也就是所謂太子黨背景者佔了多數,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還有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出身的李源潮晉升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前面介紹過劉延東晉升政治局委員;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女婿王歧山晉升政治局委員,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出身的汪洋晉升政治局委員;前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薄一波之子薄熙來晉升政治局委員;團中央辦公廳主任、宣傳部長出身的令計劃晉升中央書記處書記。另外,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周健南之子周小川、黃鎮女婿戴秉國等,也都在十七大召開的次年三月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成爲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國務院國務委員。團派人馬和紅色後代們組成的中南海里的“青紅幫”就成了全面執掌中共黨權和中國大陸政權的主導力量。所謂的“青紅幫”,就也是“青幫”和“紅幫”成爲了中共中央黨政領導羣體里人數比例最高的兩大派系----如果說毛澤東的所謂“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說法當時仍然還能成立的話。
“青紅幫”當然是一個借用的名詞,而諷剌中共政權裏有所謂“青紅幫”的說法,其實還是起源於當年以王震爲代表的一批中共元老對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批判用語。從一九八六年下半年開始,當時還在中共高層起着決定性政治影響的薄熙來他爹薄一波以及王震等政治元老,不斷向他們的所謂“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的耳朵裏灌輸胡耀邦的所謂“嚴重錯誤”。內容之一就是胡耀邦在黨內推行重用“青紅幫”的組織路線。政治老人們這裏說的“青紅幫”的“青”指的是共青團出身的幹部,“紅”則是指“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造反派。
但事實上,當年的政治老人們舉出的具體實例中,當時的共青團出身者被提拔到高層的只有兩位,一位是時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啓立,另一位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晉升書記處書記的王兆國,而這兩個人恰恰都是胡耀邦奉鄧小平之命提拔出來的。其中的胡啓立當時還是被鄧小平視爲胡耀邦的總書記接班人,王兆國則被鄧小平臆想爲接班人的接班人,即所謂的隔代王儲。當然當時的胡耀邦曾經也動議過要把胡錦濤從團中央第一書記位置上調任中組部,但此動議早已經因爲元老們的反對而導致胡錦濤被髮配貴州。
至於當年對胡耀邦所謂提拔文革中的“紅衛兵”的指責,政治老人們後來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不太妥當,原因之一是當時那批政治元老們的出生於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期的紅色後代們,恰恰是文革初期最早的紅衛兵組織的發起者和積極參與者。他們中間的立志於從政者,經過了一番弱肉強食和大浪淘沙,成功者便從二十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陸續成爲中共政權的接班集體成員。
不過,這個中南海里的“青紅幫”中的“青幫”和“紅幫”的成員部分是有交叉背景的。 中共十七大開過後的二零零七年底,海外的西文媒體和中文媒體中均出現過關於“中國太子黨重新佔領中央舞臺”的評論。比如當時的大外宣多維社的記者編譯報導的美國麥克拉齊報業集團的一篇評論中說,被指稱爲“太子黨”的中共高級官員,指的是出生於高幹家庭的子女,他們的父輩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得政權時都是核心成員。半個多世紀後,以習近平爲代表的“太子黨”在中共高層重組後,又重新佔領了中國政治的中央舞臺。在中共最高領導層重組的十七大上,衆所周知的“太子黨”已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得以“普遍”提升。
該報道指出,與其它“太子黨”不同的是,習近平沒有通過經商之路而在黨內得以逐步晉升,他是從縣級官員開始做起的。但擁有法學學位的習近平到底與政治局常委會其它常委有何不同,仍有待於觀察。作爲(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的)第六號領導人,他將負責處理黨內日常事務,五年後纔有望晉升到最高位置。
這類西文媒體當時只把關注焦點放在當時那屆中央領導層的“紅幫”而不是“青幫” 身上,原因就是當時進入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的“青幫”中的重要成員,曾經在團中央輔佐過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胡錦濤的李源潮和劉延東也都是“太子黨”成員。
當時的 路透社發自北京的報導則說,十七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太子黨有七個人進政治局,是政治局裏最大的一夥了。 照路透社的說法,這七個太子黨是劉延東,他爸爸是中共已故農業副部長劉瑞龍。習近平,他爸爸是習仲勳。周永康則是國防科委會副主委週一萍的兒子。薄熙來是中共元老前副總理薄一波的孩子。李源潮是前上海副市長李干城的兒子。王歧山是前副總理姚依林的女婿。另一個則是俞正聲,他爸爸俞啓威當過天津市委書記。俞啓威比較有名的事蹟是當過江青加入共產黨的介紹人。
這一報道中的錯誤是周永康真的沒有任何紅色家庭背景,上輩子土農民一個。
但是,文章中列舉的其他幾個人物裏,劉延東和李源潮當年在共青團中央擔任書記處書記時,分別是胡錦濤的左右臂膀,所以一定要說中共高層已經有了一個以胡錦濤爲首的共青團幫的話,劉延東和李源潮恰恰是這個所謂共青團幫的中堅分子。
其中,當時的胡錦濤對李源潮的特別器重,在中共內部許多人都看得十分明白,而胡錦濤當年在團中央與劉延東合作得十分默契,也早已經不是什麼新聞。與此同時,如果把李源潮和劉延東也歸類於“太子黨“之列的話,那麼僅從他們的父輩在中共黨內的派系歸屬看,他們和曾慶紅、江澤民之間的關係簡直就可以用血濃於水來形容。
而當時的曾慶紅,原本也是與胡錦濤共同屬意李源潮的。
事實上,在中共政權的歷史上,內部派系壁壘分明的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因爲當時中共用槍桿子打下江山之後,內部權力分配就是嚴格按照戰爭年代的幾大野戰軍系統論功行賞的規則,曾慶紅的父親曾山是華東系統的代表人物之一,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龍和李源潮的父親李幹成都是曾山的下屬,事實上也是由曾山帶進上海擔任領導職務的。
一九四九年中共佔領上海之後,曾山是接管上海政權的主要領導成員之一,劉瑞龍則由曾山帶進上海出任首屆中共上海市委的祕書長。李源潮的父親李幹成先是被安排在江蘇地方任職,一九五三年在曾山的推薦下進入上海,先後出任過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等職務。而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在抗戰初期都與上述人等一起打過遊擊,江上青還是劉瑞龍當年的入黨介紹人。假如江上青能夠活到中共佔領上海的話,肯定也是中共華東系統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地位與曾山相當。
到了鄧小平時代,這個華東系統的主要幹部,無論是軍方的還是地方的,很多都受到鄧小平的壓制,直到江澤民上臺並在十四大之後站穩了政治腳跟,整個華東系統纔算打了個政治翻身仗。
至於江澤民本人與李源潮的父親李幹成的關係,則至少可以追溯到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市長期間。當時,李幹成還是中共上海市的政協副主席,因爲李幹成與江上青之間的關係,所以江澤民是把李幹成當成父輩尊重的。
十七大過後有海外媒體報道說,在十七大上原本有望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李源潮,就是在此前的那次場爭奪上海市委書記的“海選”中得票不如習近平。雖然當時的李源潮得分也比較高,但其所在的江蘇省有政治老人因他“不夠周到”而有微辭,扣去了不少分。
當時的大外宣多維社的相關報道中曾引述一位知悉內情的高級主管的話說,中共內部的“海選”結果決定了政治局新科常委的人選,落選者就只有政治局委員的份了。如果李源潮此前在南京對各位離休老人態度更圓通一點,照顧更周到一點,那麼,二零零七年三月份當上上海市委書記的可能就不是習近平,而是李源潮了。
其實,李源潮之所以在與習近平的被“比選“過程中敗北,關鍵原因是他在十六大上落選了中央委員,十六大結束後只能以中央候補委員身份接任十六大之前早已內定的江蘇省委書記職務,令李源潮在黨內的印象分大減。
記得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後就已經有海外“中立”媒體刊文分析說:習近平在中共內部被比來比去,被認爲會被廣泛接受。至於李源潮,除了基層工作經歷沒有習近平那樣長久和紮實,十六大上落選爲中央候補委員的經歷也自然會令參與黨內“民主推薦“的那批人考慮到資歷不足。
毫無疑問,李源潮最終在所謂的“比選”過程中敗給習近平,十六大上的中委落選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就是爲什麼曾慶紅在十六大之後即當着李源潮的面說“悔不當初”。後悔沒在十六大召開之前就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級崗位上。
與此同時,在十五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中是得票最少一個的習近平雖然在十六屆中委中仍然得票甚低,但畢竟因爲當時的他已經有福建和浙江兩省的省長任職資歷還是勉強過關,曾慶紅這纔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逐漸把習近平當成了黨中央“主要領導人”接班人的培養對象。於是便在十七大召開之前形成了“胡青幫”和“曾紅幫”各自推選出一個五十年代出身的接班人培養對象進行“比選”的局面。後續的內容,留待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衆們介紹。
(本期節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講)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