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綠色情報員:誰看見黑與白 從京京移監到團團之死

202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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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綠色情報員:誰看見黑與白 從京京移監到團團之死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兩位專家(左一和左二)11月初來臺探視“團團”病況,虛弱的黑白身影一如圈養大熊貓的處境。
(臺北市立動物園提供)

來自中國四川的大熊貓“京京”和“四海”被派到卡塔爾世界盃足球賽打頭陣,1117日趕在開賽前亮相;兩天後,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同鄉“團團”因腦部病變惡化被施以安樂死。黑白萌樣的熊貓總是拿下話題焦點,不過,牠們背後有多少“黑與白”沒被看見?

 

從臺灣到卡塔爾,不同的熊貓主角卻有着相同的故事腳本:自幼在中國圈養繁殖,再“移監”異鄉,終其一生困在囚籠。近十年來,全球圈養大熊貓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儘管大熊貓在媒體和社羣網絡狂洗版,“團團”病逝消息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熱搜第一名,保育動物淪爲“打工仔”和“外交籌碼”的事實卻始終被忽略。

 

“京京”和“四海”從四川移居卡塔爾的豪爾熊貓館,這是大熊貓首次落腳中東地區。(法新社)
“京京”和“四海”從四川移居卡塔爾的豪爾熊貓館,這是大熊貓首次落腳中東地區。(法新社)

 

“大熊貓基本上是野生動物,在人工圈養環境中,無論人類提供給牠什麼樣的條件,對於動物而言都是一種囚禁,更不用說臺灣是亞熱帶地區,本身不會有熊貓,而且也不適合熊貓居住。”獨立學者、北京清華大學博士龍緣之對“團團”之死感慨說,“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但是無論媒體或一般民衆,甚至是官方都完全漠視,而且轉移了關於動物福利、動物權利和保育的焦點。”

龍緣之長期針對人工圈養大熊貓進行田野調查,博士論文更聚焦大熊貓保護議題,她走進四川10處自然保護區和保護小區深入調查,足跡涵蓋“團團”的老家臥龍自然保護區,以及“京京”和“四海”出生的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神樹坪基地。最近她出版《尋找動物烏托邦:跨越國界的動保前線紀實》一書,紀錄在世界各地的動物保護現場觀察,其中一個章節正是探訪大熊貓的故鄉。

以科研爲名放洋打工

“京京”和“四海”的新家在卡塔爾的豪爾熊貓館,中國官方的說詞是“我國與中東地區首例大熊貓保護研究合作”,牠們也被賦予阿拉伯文名字“蘇海爾”和“索拉雅”。這個熱帶沙漠性氣候國度讓世足賽由慣例的夏季賽事延至11月,大熊貓也只能猛吹冷氣“見客”,世界盃期間,牠們還得客串“預言家”,在beIN體育頻道預測每場球賽的獲勝者,這是哪門子國際保護合作?

中國和卡塔爾各自盤算的是一門“生意經”。龍緣之指出,中國從1982年起不再將大熊貓作爲“國禮”贈送外國,轉而以科研合作爲名義,進行爲期10年左右的租借活動,外國動物園要有強大的金援背景,每對熊貓每年要支付給中國大概100萬美元的租金,雖然款項號稱用作熊貓保育,實際上會如何操作使用卻不受任何監督,這一筆租借合約爲雙方帶來很大的利益,包括兩國政府的政治和經濟考量,動物園還可以招徠大量遊客,製造周邊商品的廠商也從中獲利,但是熊貓在其中卻是被犧牲,熊貓保育是否收效也要打上大問號。

“熊貓經濟”吸引各地動物園趨之若鶩搶租,不過,高額的租金和照料開支也讓園方喫不消,陷入養不起熊貓的難題。龍緣之表示,過去有馬來西亞“先租後退”事件,這幾年因爲疫情關係,全球很多動物園的遊客量都不如以往,面臨營運困難,有些動物園將動物安樂死,日前芬蘭、加拿大都曾經傳出考慮提前將大熊貓送回中國。

生育機器的死亡呻吟

大熊貓不但被當作“搖錢樹”,也被迫成爲“繁殖工具”,根據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統計資料,目前全球圈養大熊貓的種羣數量爲673只。“團團”的一生寫照着圈養繁殖史,牠的曾祖父是1990年亞運會吉祥物“盼盼”,“盼盼家族”是中國人工圈養貓熊中最龐大的一支,枝葉繁茂的族譜卻沒記載遺傳演化和動物保護的爭議。

 

圈養大熊貓淪爲“生育機器”,主要透過人工取精和受精產出子代。(法新社)
圈養大熊貓淪爲“生育機器”,主要透過人工取精和受精產出子代。(法新社)

 

“公熊貓盼盼的後代超過130頭,在2017年的圈養羣體中,超過四分之一的大熊貓都是牠的後代,近親通婚已成爲人工繁殖大熊貓的明顯問題。”龍緣之從“超級大家族”看見危機,“人工圈養的大熊貓最初來自野外,這羣最初建羣者是46頭來自野外的熊貓,而到了2010年,圈養族羣已經達到300頭以上,盼盼在內的4頭建羣者的後代總數,佔彼時圈養種羣的60%,也就是170頭以上。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工繁殖的第二代和其後代容易發生遺傳退化的問題,因爲基因如果過於單一,導致的結果是一次疫病就可能造成大規模死亡,一直到2009年,大熊貓繁殖應該要優生優育的觀念才首度被提出。”

人工取精和受精過程也是一種折磨,“公熊貓要經過麻醉後,然後透過一個類似玉米棒的東西插入牠的肛門,去電擊直腸,使牠不由自主地流出精液。”龍緣之說明,“母熊貓則要被全身麻醉後,進行人工授精。”

她進一步點出問題,這背後除了動物福利可能不受到保障以外,實際上人工取精曾經導致大熊貓的死亡,比如中國送到日本的大熊貓“興興”就在人工取精過程中因吸入嘔吐物而窒息身亡,最重要的是大熊貓並不需要人爲介入去進行繁殖,牠們的野生個體的遺傳多樣性並不少於其他野生動物,所以這其實是人類“愈幫愈忙”、動物備受折磨的一種具體體現。

不過,人工授精卻始終是繁殖的主要手段,“在我所到訪的自然保護區或小區內,只有雅安碧峯峽一處基地,會讓發情期的公、母熊貓經人爲配對後有機會自行交配,即使如此,牠們仍然要進行人工取精和授精,增加懷孕機會。”她嘆道,“據保護區工作人員表示,其他所有的人工圈養環境下的大熊貓都是使用人工取精和授精的方式進行繁殖。”

爲了繁殖出更多的大熊貓,科研人員還縮短熊貓的育幼期,母熊貓淪爲生產機器。龍緣之表示,在自然環境中,母熊貓產仔後大約有一年半到兩年的育幼期,不過,圈養的幼崽大多在半歲內,母子就被強行分離,好讓母熊貓儘快再進入發情期、懷孕,然後生下更多的孩子。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幼崽的發病率上升,而且缺乏足夠的時間向母親學習行爲,可能會影響牠們性成熟後的繁殖行爲,但諷刺的是,這些產仔量大的母熊貓卻被稱爲“英雄母親”,好比“圓圓”的母親“雷雷”一生中共產下5頭子代。

聽見熊貓咪咪的主旋律

回顧1980年代中國的搶救大熊貓行動,看在專家眼裏,打從一開始保護方向就“走歪”了,圈養熊貓的數量從此開始增加。

龍緣之指出,在19701980年代,四川的熊貓棲息地出現竹子大規模開花,竹子開花後會枯死是規律的自然現象,當時卻引發人們對大熊貓食物短缺的憂慮,因此在竹子第二次大規模開花時展開搶救大熊貓行動,實際是打着“救援”的旗號,上山大肆捕捉大熊貓,而當年“被救活”的大熊貓就變成了現在圈養熊貓羣體的“祖先”。

“直到今天,中國民間仍傳唱的歌曲〈熊貓咪咪〉,描述了大熊貓在竹子開花時等待人類救援的處境。”她提起這首洗腦歌曲,“從科學的社會傳播角度來看,這個搶救行動是很荒謬的,因爲對於自然知識和錯誤因果關係的挪用,一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識到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

事實上,大熊貓的生存危機不是因爲缺糧,龍緣之在田野調查時發現,早期熊貓面臨人爲捕捉和盜獵的威脅,繼而由於森林大面積砍伐,導致棲息地破碎化,根據北京大學潘文石教授的研究文獻,1980年代在42個大熊貓分佈縣中,共有27家大型森工企業和各縣的伐木場,原先的有林地變成無林地,喬木林成了灌木林,在1975年至1988年間大熊貓的棲息地範圍大約減少了50%,直到1980年代末,棲息地已經被割裂爲20多個斑塊。

沸沸揚揚的搶救行動之後,中國熊貓保育快步邁向圈養和繁殖之路,“圈養繁殖大熊貓的好處,是使得人們不必從野外再捕捉。”龍緣之引述中國研究大熊貓的權威專家胡錦矗的說法,“這個答案乍聽之下令人錯愕,它其實反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大熊貓不需要人類,而是人類需要大熊貓。”

 

人工繁育的大熊貓往往喪失野外生存和自然繁衍的能力,圖爲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神樹坪基地。(龍緣之攝影)
人工繁育的大熊貓往往喪失野外生存和自然繁衍的能力,圖爲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神樹坪基地。(龍緣之攝影)

 

龍緣之認爲,圈養繁殖變成大家關注的主要目標,一方面與科研發展機制息息相關,一方面也與動物園希望擁有熊貓、民衆想要親睹熊貓有關係。由於野外進行科研艱苦又耗時,因此很多科研人員投入圈養和繁殖研究,容易上手且較快得到研究成果,不過,這些研究對於保育是否有真正的意義?它的意義是否重要到能夠合理化這麼多熊貓被囚禁、被拿來當作是一種實驗動物?其實人工繁育的大熊貓很難被放回野外,只是增加了圈養繁殖的數量而已。

保育之路走入死衚衕

今年10月,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主任段兆剛表示,未來將重點圍繞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加強基礎研究,運用野化放歸和野外引種關鍵技術,推進大熊貓遷地和就地保護融合發展,同時深化大熊貓合作交流、文化宣教推廣,努力將大熊貓保護打造成新時代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中國名片”。

這樣的保育作法依舊是走老路。龍緣之表示,大熊貓跟其他動物一樣,牠們多數的行爲和知識是後天學習來的,在圈養環境下成長的大熊貓往往缺乏野外生存的本領,第一頭野化放歸的大熊貓“祥祥”就是跟野生大熊貓在競爭、打鬥之下過世;此外,野外引種則是將馴養的母熊貓暫時放到半圈養、半野外的自然環境,吸引野外的公熊貓跟牠交配,目的還是增加圈養繁殖的數量,對野外種羣而言並沒有助益。

以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資料來看,大熊貓野生種羣從1980年代的1114只增長到1864只,目前全球圈養大熊貓的數量更逼近700只,儘管該中心強調成功建立一套大熊貓野化培訓、放歸、監測技術,迄今野化放歸人工繁育的大熊貓只有10只。龍緣之認爲,這不表示該計劃是成功的,由於進入野化培訓放歸的大熊貓須由母親教導野外生存技能,而圈養大熊貓卻多數沒有這類經驗,因此也無法教導子代,這意味着絕大多數圈養大熊貓及其未來的後代,根本沒有回到野地生活的機會。

隨着大熊貓的數量攀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2016年將大熊貓的保育級別由“瀕危”調降爲“易危”,消息一出,披着保育外衣的既得利益者立刻現形。龍緣之指出,這個“降級”的決定引來中國官方的抗議,當時《三聯生活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拒絕“降級”的大熊貓〉,文中剖析中國相關主管部門、地方政府和科研人員實際上透過保護大熊貓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他們拒絕將熊貓的保護等級降級。

 

保護工作者在獸徑的竹叢下找到大熊貓糞便,中國投入棲地保育的科研人數和資源卻遠遠不如圈養繁殖。(龍緣之攝影)
保護工作者在獸徑的竹叢下找到大熊貓糞便,中國投入棲地保育的科研人數和資源卻遠遠不如圈養繁殖。(龍緣之攝影)

 

龍緣之拆解當中的利益模式,首先將野生物種的保育簡化爲大熊貓的保育,再將大熊貓的保育簡化爲遷地保護,並且將遷地保護簡化爲圈養繁殖,進一步來說,大熊貓的生存危機很大程度是由社會建構的,也讓外界留下“大熊貓需要人類幫忙,這個物種才得以繁衍下去”的錯誤刻板印象,這完全是搞錯問題,其實最大程度維持或不要去幹預自然保護區和大熊貓的自然棲息地,這纔是對於大熊貓在內的野生動物和生態環境最好的保護。

當保育之路的黑與白被清楚看見,拒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擺佈,大熊貓和烏托邦的距離就不遠了。

 

撰稿、製作和主持:麥小田 責編:許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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