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綠色情報員:北京穹蒼(上) “冬奧藍”的運動進行式

202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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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綠色情報員:北京穹蒼(上) “冬奧藍”的運動進行式 北京冬奧在“鋼牙利齒”的治污攻堅戰下企圖再現“奧運藍”。
(路透社)

北京冬奧會即將上場,疫情反彈和外交抵制一波波逆風襲來,中國大動作封城宣告“社會面清零”,1月4日在冬奧會倒數一個月之際,官方高調宣佈空氣“清污”捷報,2021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降至每立方米33微克,以首次“空氣質量全面達標”爲雙奧之城助陣。

京城人心知肚明,空污和霧霾依然是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揮之不去的隱憂,一連串的污染防治攻堅戰趕在賽前全力衝刺,試圖迎來奇蹟式“冬奧藍”。

備戰冬奧會,鋼鐵重城唐山市打出鐵腕,去年8月發佈《唐山市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空氣質量保障實施方案》,要求水泥、鋼鐵等產業限產或停產。10月國家工信部和生態環境部也發佈《關於開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21-2022年採暖季鋼鐵行業錯峯生產通知》,這是首次針對排放大戶鋼鐵行業實施錯峯生產,涉及範圍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東等省市,除了往年2+26個城市外,還增加了張家口、承德等區域,以確保冬奧會準備和開展過程中鋼鐵行業對大氣污染的壓力減輕。

奧運會的“政治藍天”

河北是鋼鐵工業重鎮,在“運動式”清潔治理行動下,藍天終究是曇花一現。(路透社)
河北是鋼鐵工業重鎮,在“運動式”清潔治理行動下,藍天終究是曇花一現。(路透社)

這種“運動式”大氣污染治理,是大型活動或賽事少不了的紅色劇碼,曇花一現的藍天白雲,很快又褪色,換上灰濛濛的天幕。

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陳剛指出,中國曆次大型活動都曾進行運動式清潔行動,包括2008年北京舉行的夏季奧運會和2014年的APEC會議,這樣的行動對改善局部環境會有短期的效應,尤其是空氣質量,比如像“奧運藍”“APEC藍”都曾出現過,但由於是運動式的,並未從制度和經濟根源去解決污染問題,往往活動結束後,空氣質量又回到過去,甚至一段時間可能出現反彈,比歷史上的平均值還要更加污染,到了下次賽事或活動,又需要一次運動式的治污行動。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簡旭伸表示,大氣變動和時間有高度關聯性,以中國的季節性錯峯生產來看,某個程度是威權國家的特殊現象,由於鋼鐵行業牽涉一整串上下游產業,有些產業因爲錯峯生產出現連動效應,或是波及其他不同類型的產業,這種環境治理邏輯是以國家利益掛帥,大不同於民主國家以人民利益爲優先的環境治理方式和策略。

打從2015年中國取得冬奧會主辦權,爲了改善環境陸續投入綠色行動,北京和周邊的河北省種植了數千公頃的樹木,並轉移了數百家企業,不過,若未從企業污染管控入手,搬遷只是把污染源移轉至其他地區。“河北省聚集了中國最多的鋼鐵廠,在奧運籌辦期間,爲了保證北京的空氣質量,它會轉移一部分廠到其他省份,但是污染源仍然存在中國境內。”陳剛點出問題核心,“所以有時候它只是進行一個地理上轉移,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污染。”

簡旭伸指出,空污形成的關鍵在於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以及特定的大氣條件(包括風、氣壓等),固定污染源和移動污染源都非常棘手,這裏面還涉及地方的角力,大氣污染防治是長期且複雜的工作,並非短時間可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空污數字的“含水量”

在京津冀地區的產業、能源和交通結構沒有大幅改變的背景下,北京的極端污染情形難以避免。(路透社)
在京津冀地區的產業、能源和交通結構沒有大幅改變的背景下,北京的極端污染情形難以避免。(路透社)

攤開京津冀地區的空污治理數字,2020年京津冀地區PM2.5年均濃度爲每立方米44微克,比2014年下降51%,2021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首次達標,降至每立方米33微克,而前一年的年均濃度爲38微克,在冬奧會前夕,一路走降的曲線出現“破紀錄”的歷史交叉點。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承載超過1億人口,單位國土面積燃煤消耗比全國高4倍,環境壓力爆表。陳剛分析,京津冀地區是中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這些年中國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氣治理污染,PM2.5年均濃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表現了近年政府和民衆對環境的重視,此外,這也和中國經濟增長變緩有關係,因爲環境污染有時和經濟增長有正相關,所以經濟放緩後,環境確實會有所改善。

不過,這些數字的“含水量”也引來外界質疑。陳剛認爲,隨着近年中國對於環境問題的關注,環保方面數字的“水分”一定程度被壓縮了,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完全取決於這些官員如何得出這些數據,包括監測點的設置都會影響數據的採集,而地方政府官員在升遷考量下也有可能美化數字,尤其在國際賽事鄰近的時候,一些數據指標還需要進一步覈實。

極端污染也是衡量空氣質量的另一個標準,在京津冀地區的污染排放基數偏高的背景下,遇到極端不利的氣象條件,不時仍有重污染情形。簡旭伸表示,空污治理需要長時間觀察,2020年PM2.5的極端污染仍然以京津冀和周邊地區爲主,風也是影響空污的關鍵因素之一,在地球政治系統裏面風還沒有辦法被人爲操控,所以這個議題其實某一部份是政治措辭,也就是在必要的時候,巧妙挪用一些數據來支持論述。

根據北京大學研究團隊最新版的《空氣質量評估報告》,2020年PM2.5極端污染以京津冀地區較爲嚴重,其中天津爲每立方米102.1微克,北京爲每立方米94.4微克,北京的大氣污染問題依舊不容樂觀。

陳剛分析,中國對於傳統能源尤其是煤炭過度依賴,在一次能源結構中煤炭長期以來佔比約70%,尤其到了冬季需要大規模採暖,所以中國北方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因爲短時間內很難大幅降低煤炭比例,轉向風電和光電等清潔能源也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短期難以避免極端污染。

經濟掛帥的環境難題

中國地方政府和許多企業仍然走在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的道路上,空氣質量勢必跟着波動起伏。(路透社)
中國地方政府和許多企業仍然走在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的道路上,空氣質量勢必跟着波動起伏。(路透社)

此外,儘管中國由上而下大力推動環境改革,但尚未扭轉地方政府和許多企業的發展模式。陳剛指出,這是根深蒂固的問題,雖然這些年政府強調環境治理,要求降低對GDP的依賴,但是地方官員以經濟發展爲中心的思維已經形成3、40年,再加上這些官員的考覈仍然是以GDP爲指標,這就導致地方官員更加註意經濟增長,而不是環境問題。

中國在疫情後經濟復甦,工業需求強勁,陳剛表示,中國爲了實現低碳的氣候變化目標,希望大幅控制煤炭使用,不過,去年經濟開始反彈,大陸境內就出現嚴重的能源短缺問題,所以很多地方又加大煤炭的生產和使用,空氣污染情形勢必會有所回升。

要取得長期空氣質量的成效,公民參與和監督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簡旭伸以臺灣爲例,民間團體在家戶附近裝設各式空氣污染監測盒子,民衆有興趣就可以上網查詢,從中可以看到是哪些固定污染源或移動污染源,或是某一些突發事件(如燒輪胎、大火等)造成污染,反而更容易讓民衆有感,民主國家的空污治理及數據不但在時間和空間解析度更精確,也更接近人民的生活經驗。

“環境治理除了自上而下的壓力外,自下而上也很重要。”陳剛說,“國際有很多研究表明,環境問題是一個當地的問題,有時候政府上層不見得了解地方的環境污染,而且反應也不夠敏感,所以如果能有更多的民間團體和聲音去反應污染問題,會取得更好的成效。”

撰文:麥小田 責編:許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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