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北明非常識:始皇帝“毛主的習”·習近平的權力路(37): 陳良宇離心分權模式辨析:政治文明的另類模式

2022.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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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北明非常識:始皇帝“毛主的習”·習近平的權力路(37): 陳良宇離心分權模式辨析:政治文明的另類模式 陳良宇
(美聯社)

內容簡要:1,陳良宇抗上性質:離心分權;2,中國政治文明化的三種失敗的模式;3,在野中共分庭抗禮典故;4陳良宇面對國務院大一統治理。

 

本系列用了六集、超過113分鐘的音頻長度,超過兩萬四千字的篇幅,陳述了陳良宇一案的真實情況,目的不僅是爲陳良宇個人鳴冤叫屈,也不僅是爲了以他的冤情證明中共內部派系之間權力鬥爭的殘酷。如此重筆着墨陳良宇的個人命運,是因爲打壓陳良宇打壓的是中國走向政治文明的另類方式。陳良宇因對抗胡溫中央政府遭到打壓,他的對抗方式代表消解中央極權的獨特模式,這個模式,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不止一次,卻沒有進入當代中國政治理論與觀察領域。

 

自由亞洲,北明非常識,我是北明。在瞭解中國當局掩蓋的陳良宇一案的幕後情況之後,這一次我們討論陳良宇一案的意義。這一集先分別檢閱未能成功的中國當代政治文明轉型的三種方式,並回顧抗戰時期中共採納的與民國中央政府分權方式的歷史。

 

我們從陳良宇一案的性質說起,因爲這直接關係到對陳良宇行爲及其事件的理解。

 

陳良宇抗上性質:離心分權

關於陳良宇一案的性質,迄今公認的說法大致有兩種:在中國當局嚴格的新聞管制[1]中,陳良宇一案被定義爲清除中共高層腐敗現象,西方媒體依新華社口徑報導,中國民間一致叫好。至今依然有中國良民百姓因權力階層高度腐敗的普遍現象,而認定陳良宇就是一個被清除的中共腐敗貪官。着眼於中共內鬥黑幕的海外評論認爲,這是中共高層幫派之爭,是胡錦濤爲樹立自己的權威,以清除腐敗爲藉口剷除陳良宇及其背後的上海幫勢力[2]。大多數中外異議界認同這一結論。

 

根據陳良宇一案被官方掩蓋的事實[3],本節目認爲中國當局的說法不成立,陳良宇腐敗案是一起冤案。本節目認爲第二種看法,即胡錦濤爲樹自己權威打壓上海幫,是對陳良宇一案的客觀總結和事實描述。不過這一描述囿於中共權力集團軫域,沒有看到其中積極的政治含義。

 

發生在上海市委前市委書記陳良宇與胡溫政府之間的爭鬥,從中共權力集團局部看,類似狗咬狗的權力之爭,與國家、百姓利益無關,但是考慮到陳良宇所代表的地方利益和民衆利益,同時從中國大陸行政區劃的地緣政治學角度來看,具有積極的而且重要的政治意義。

 

陳良宇20069月被雙規,具體原因是他直接抵抗中央強制一刀切的社會低保和勞保發放標準[4],而實際上起於更早的2005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全國統一實施的宏觀調空計劃,也就是始於他抵抗中央大一統治理(後詳)。陳良宇的抵制行爲本身,是一種獨特的方式,這種方式簡單說來就是分權而治,放在中國地緣政治環境中更具體地的表述就是:大陸東南沿海與內陸在分治與競爭中,實現權力由單極極權向雙級(或多級)分權的轉型,從而打開中國通往政治文明的大門。如果不考慮具體操作方案和可能發生的不確定因素,單從地緣政治學考慮,這是一種在中國可行的、有效的政治文明轉型方式。

 

爲要說明這個結論,我先簡單回顧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其他三種已經失敗的政治文明轉型模式。

 

中國政治文明化的三種失敗的模式

首先是民衆街頭運動導致專制政權直接垮臺方式的失敗。19894月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後,全國以北京爲中心,十幾個城市捲入,學生爲主體的街頭抗議和廣場靜坐乃至絕食,堅持近50個日夜,史稱“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在上個世紀蘇聯專制集團解體的街頭抗議潮中,中國這場運動首當其衝,站在了東西方陣營冷戰結束的大門口。這次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直接結果是東歐和蘇聯九個國家實現政治轉型,超過四億人口(約44千萬)從奴役制度下獲得解放,但是中國的八九民運最終被槍彈坦克鎮壓,功虧一簣。這是中國近代民主運動歷史上波瀾壯闊、悲劇深重的一次失敗。

 

其次是經濟改革啓動政治改革方式的失敗。1978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朝野上下包括西方世界,人們滿懷希望,期待市場經濟改革孕育中國的中產階級,“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們認爲這個新興的中產階級將改變中國社會結構,將成爲中國政治改革的主力軍和法治建設與自由權力的推動者,中國社會將由此走上政治民主化之路。然而多年過去,西方社會學概念中的“中產階級”並未產生,湧現的是一個權錢勾結的特權階級[5];中國的專制制度也沒有在自由市場中削弱,削弱的是政治改革的動力和可能。也就是說,當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其專制制度也因此獲得經濟支撐而得到鞏固。打擊是沉重的,完全顛覆了西方對共產主義世界的認知,以東柏林貧窮現狀爲證,指出共產主義不允許發展經濟的斷言[6]被中國的經濟改革所打破;“貧窮是共產主義的溫牀”這一冷戰時代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斷言,也被中國走向富裕、離開溫牀卻依然擁圍共產主義的事實所消解。

 

第三次失敗是中共權力換代導致和平轉型的失敗。2012年末太子黨習近平上臺,自然帶出政治更新的希望。當其時,權貴瓜分國有資產,權力集團的腐敗勢不可擋。固然貪婪根植於人性,腐敗因此是世界現象,不過就如同第三世界解決溫飽後,蛋白質過剩導致的富貴病——糖尿病的患者比例遠超發達國家一樣,經濟腐敗也總是在第三世界的暴發戶身上找到最佳出口。在此情形下,習近平厲行整治腐敗的舉措再度點燃了全體華人尤其知識界和有自由民主訴求的紅二代們對政治改革的熱情和期待。有跡象顯示,他上任最初一兩年確實懷有此心,處於等待觀望狀態[7],他甚至安撫近側期待改革的內部人士:“……我們會慢慢來”[8]。不過雖然每有“大老虎”落網都引發庶民歡呼,習近平卻一直沒有改革政治的任何措施出臺,中國腹地關於他將實行政治改革的竊竊私語逐漸銷聲匿跡。幾年過去,中國政局逆轉,表明他已放棄此想;專權愈演愈烈,證明其上任之初的政治改革念想已經轉爲鞏固專制權力的實踐。這當然是一黨專權的勢所必然,但也證明,習近平這個政治新星終歸是平庸之輩,即便天時地利人和,他也不能創造歷史。

 

在野中共分庭抗禮典故

對應殖民主義時期國際叢林政治原則中獨樹一幟的“美國例外論”,中共建政後四十年書寫了“中國例外”的專制奇蹟。雖然如此,這個龐大的極權軀體有一條軟肋尚未觸動,這就是分權而治。無疑,對極權最有力、最直接的削弱辦法,就是分散權力。

 

在中國國體更新歷史中,這並非神祕處方,也不需“望聞問切”,這是權力性質的內在邏輯。在民衆運動導致專制政權直接垮臺的方式失敗、經濟改革啓動政治改革的方式失敗、權力換代導致和平轉型的方式失敗之後,這是第四條潛在的、走向政治文明的道路。

 

我們先擱置價值判斷(是非對錯),來看一個民國時代在野中共試圖與戰時國民中央政府分權的實例。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合法化,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軍改編爲八路軍和新四軍,成了國家的軍隊。但實際上不服從中央政府的軍令、政令,借抗戰之機搶佔地盤、擴張實力。在席捲華北之後,毛澤東又制定了繼續擴張的計劃,要求共軍與國民政府爭奪整個蘇北、皖東、淮北。他認爲,凡長江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統應該控制在中共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再有幾年,便可能控制小半個中國。但這種建立國中之國的策略遭到國民政府的嚴厲抵制,命令共軍退到黃河故道以北去。毛澤東就向斯大林提出了一個“15萬精兵計劃”,要調動15萬共軍精銳部隊,沿河西走廊打到甘肅西部去。他在黨內討論時說:“你(們)看蔣介石在西南、西北還剩下那麼多的地盤,如果打敗了蔣介石,我們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塊地盤,那就算獲得暴利了!”爲此目的,毛必須得到斯大林批准,沒有蘇聯的軍事援助這是不可能成功的。斯大林很精明,他知道毛澤東是想把蘇聯捲入,但二戰已經開始,斯大林要防德國,又要防日本,生怕兩面作戰,只有中國一致抗日,把日本牢牢拖在中國,纔是蘇聯的最大利益。因此,斯大林嚴厲制止了毛澤東[9] [10]。如果不是因斯大林阻止未能實施,這項“錦囊妙計”將可能導致中共與國民政府在中國大地上分權而治:形成蘇共支持的中共乘國家外敵入侵之爲危,佔據半壁江山,從而削弱抗戰中流砥柱國民政府的權力和地位。

 

另一個例子來自中共內部,這就是造成新四軍軍部被剿滅的“皖南事變”的背景。

 

抗戰當頭,中國團結一致爭取國際社會援助,是重要抗戰方針。蔣介石生怕發生內戰,命令新四軍全部開到江北去,與國軍脫離接觸,防止沒完沒了的“摩擦”。毛澤東也命令新四軍軍部撤到江北去,但新四軍實際上的第一把手項英不情願。項英歷史上的地位比毛高,長期與毛不合,當時毛已經把新四軍主力全都調去了江北,交給了劉少奇,皖南剩下的僅僅是一個軍部。項英因此不願到江北受毛澤東的氣。毛還要撤銷項英任書記的東南局,要項英過江後就去延安。這等於一下子剝奪了項英的黨權、軍權。項英從前就不買毛澤東賬,曾要在皖南開創一個“第二延安”。現在毛澤東和蔣介石合起來逼他北渡長江,他就想趁機南下,躲開毛澤東的勢力範圍,到黃山、天目山、武夷山地區去開闢新的根據地。而國民政府有令在先,只能向北,不準向南。皖南悲劇由此發生。這是一個分庭抗禮的例子:項英跟毛澤東分庭抗禮。[11] [12] [13]

 

這裏只談削弱權力的方式,若作價值判斷,則中共自抗戰、內戰到治國的歷史已經證明它是黨的利益至上,爲此可以踐踏國家民族利益。這個黨若要不作惡少作惡,除了解體,只有對其實現權力制衡。

 

陳良宇面對國務院大一統治理

1949年中國易幟以來,這片古老大地爭取政治文明的努力屢受打擊,有過間斷,但從未中止。全則必缺,極則必反“[14],這是宇宙間的平衡法則決定的,是人類社會的正邪輪轉因果決定的,是人性中的天然良知決定的。

 

2005年4月,全國各省市大員齊聚一堂,聆聽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指示。國務院認爲中國當時經濟已經過熱,尤其是大規模基建工程與項目過多,而且房地產業開發過火,溫家寶總理決定中央出手干預,實施宏觀調控。陳良宇對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抵制。

 

下次這個時間,我們要看陳良宇抵制中央的具體行爲,並把它放在上海近代獨特的地緣政治與文化中考察,從而理解陳良宇抵制國務院大一統管理的方式的深在含義。這是自由亞洲,北明非常識,我是北明。我們下次再見。

 

註釋:

[1] 參見本系列第34集:“天下哪有這樣的貪官”:陳良宇案情真相披露

[2] 參見RFA 2006816日:就開放雜誌12月號內容採訪金鐘 ()

[3] 參見本系列節目第313233343536

[4] 見本系列第32集:保民益救下屬引火燒身,陳良宇事件始末

[5] “1.5億‘中產階級’的半數以上年均收入8000美金。參見民報201952日:【臺灣看天下】: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轉向

[6] 參見1963625日:肯尼迪在西德市政聽講臺的演講

[7] 參見《李銳日記》2013年至2014/胡佛研究所

[8] 《李銳日記》2014317/胡佛研究所

[9] 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版

[10] 賴小剛:苦撐待變:南京失陷到皖南事變期間的蔣介石/轉引自吳景平編:《民國人物的再研究與再評價》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06-01

[11] 參見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

[12] 參見楊奎松: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源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四版

[13] 參見張雙智:皖南事變前中共中央與項英的戰略分歧  ——從新發現的白艾筆記說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04)

[14] 《呂氏春秋·博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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