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北明非常識:始皇帝“毛主的習”·習近平的權力路(42): 陳良宇離心分權模式辨析(續5): 陳良宇的東南互保 (下)

202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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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北明非常識:始皇帝“毛主的習”·習近平的權力路(42): 陳良宇離心分權模式辨析(續5): 陳良宇的東南互保 (下) 陳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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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要旨:陳良宇的分權思想

內容提要:

  1. 引證歷史經驗鼓勵上海做表率;
  2. 敦促沿海以市場機制擺脫中央調控;
  3. 要求中央尊重與配合地方;
  4. 質疑統戰部並要求地方參與監督;
  5. 強調治理腐敗必須削弱權力;
  6. 指出黨內民主重點在於地方自主。

 

晚清以降,經民國時期,得益於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中國沿海經濟區成爲中國大陸經濟發達地區。其東南部五省一市區域作爲中國經濟發展最發達地區,不僅是地緣經濟概念,隨着經濟形態的演化,其潛在的政治訴求也逐漸浮現。在地方權宜訴求上領銜東南沿海地區和其他兄弟省市而被整治下獄的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對此有明確的認知。自由亞洲、北明非常識,我是北明,這次我們集中看看陳良宇針對中央集權的分權思想和觀念。

 

引證歷史經驗,鼓勵上海做表率

陳良宇是否具體地瞭解近代歷史上以上海爲簽約地的中國東南互保運動?無從考察。但是十分明確的是,他完全瞭解上海敢領時代先鋒的開放性格及其能力,而且確定這是歷史證明的。他說:

 

“歷史反覆證明了我們上海不但是甘願冒風險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而且歷史也證明了我們上海有能力走好前人沒有走過的路。“[1]

 

據此,陳良宇鼓勵如今的上海要敢爲人先:

 

“……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國的最前列。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總是有人要先走第一步的,爲什麼上海就不可以先走第一步呢?[2]

 

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爲了名正言順事成,陳良宇把上海的“地方主義”特殊性與共產黨的先進性掛上了鉤,爲此搬出了鄧小平和江澤民:

 

“上海是鄧小平‘發展纔是硬道理’的見證”。[3]

 

“人家不想講‘發展纔是硬道理’的時候,我們就講這個硬道理,人家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們繼續發展,這就是我的上海地方主義。我對改革開放和市場機制是絕對有信心的,……”。[4]

 

不僅是鄧小平發展理論的見證,上海也是“三個代表”的象徵,在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會議上,他說:

 

“從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而言,從三個方面來講,上海都在全國的最前列,所以,上海是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的象徵,上海是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的實驗地,是我國的光榮,這就是我黨領導下的上海,我的上海”。[5]

 

通過把上海跟中共元老鄧小平的發展“硬道理”和上海幫主江澤民的中共“三個代表”掛鈎,陳良宇不僅賦予了上海無可挾擊的地位,同時順便標識了上海的歸屬:“我的上海”。這四個字,在中共大一統天下格外醒目,可以解釋爲他目空權威而妄尊自大,同時見出上海的獨立性,——上海不是中央的棋子,在他領導下有完全的地方主權,不會對中央唯命是從,除非中央的指令符合上海地方的具體情況。

 

陳良宇爲這樣的上海驕傲,在他的心目中,上海是全中國的榜樣和方向,

 

“上海建設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榜樣,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6]

 

他把上海特色標註爲社會主義特色,爲之辯護不遺餘力,幾乎要跟人吵架:

 

“上海沒有搞資本主義,這頂帽子戴在上海頭上不適用,這頂帽子戴在我頭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國的國營企業國民總產值超過上海再來跟我說上海是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問題,否則請原諒,不要浪費你我的時間。” [7]

 

敦促沿海以市場機制擺脫宏觀調控

他給上海的定位非同一般,他要上海承擔的使命與這座城市近代開埠的基因、走過的道路、形成的個性(見上集)一脈相承。他不僅在上海特立獨行,還專門爲沿海各省代言;不僅爲沿海各省代言,還表示有意願幫助其他地方擺脫對中央的依賴,他說:

 

“上海的高速發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是不依賴中央。有些省比如甘肅目前還要依賴中央,而上海有能力幫助他們擺脫依賴。”[8]

 

他因此也號召對國務院宏觀調控有意見的其他幹部不要止於抱怨和牢騷,要拿出具體辦法。這無疑指的是上海以外的其他省份,他說:

 

“對國務院宏觀調控具體措施有意見的幹部們,不要只會抱怨,你們要拿出具體的辦法來。就事論是,一是一、二是二,具體問題具體想辦法,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在經濟問題科學辦事就是充分保護和利用市場機制,只要市場存在,辦法就一定會有,問題就一定能解決。”[9]

 

要求中央尊重與配合地方

在陳良宇的觀念中,中央需要尊重地方實際情況,給地方權力以足夠的空間去解決實際問題。他這樣表述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地方要服從中央,中央也要配合地方。中央要配合地方,但中央不可能象地方那樣瞭解自己地方的實際情況,中央聽聽彙報、考察考察,怎麼都不會比地方更瞭解自己地方的實際情況。所以在地方上,我們說的共產黨領導,就是指地方共產黨政府的領導,這樣的領導纔是具體有針對性的,是解決問題的,光說服從中央是不解決實際具體問題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應該這樣理解,共產黨的領導也應該這樣理解。脫離了具體的實際的地方,什麼都是空的。” [10]

 

陳良宇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開拓性業績是上海的“城鎮化建設”,這是上海敢爲人先的證明之一。(201211月,陳良宇被判刑四年零七個月後,中共中央和習李新一屆政府在中共十八大上爲中國城鎮化達成共識:“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增加民衆收入、促進經濟發展之必由之路”。)不過在陳良宇時代,他必須爲此與中央抗衡並付出人生滅頂之災的代價。針對中國變革中必然導致的城市化現象,他質問中央:

 

“我們是要老城市更新發展並且建設更多的新興城市,還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發展和新興城市崛起?我們是要讓更多的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呢?還是要讓農民永遠是農民呢?那麼爲什麼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給城市的擴展和新興城市的崛起人爲地加以諸多的限制呢?” [11]

 

他指出中央指令和地方遵循之間的矛盾,他要求針對這些矛盾展開討論,否則地方就只能各行其是:

 

“現在,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在許多地方實際上是絕對不服從,作爲中央領導,我們在會議上是不是應該先討論一下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沒道理、說不服人?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根本缺乏全國各地的代表性?我們遇到問題,是不是應該首先檢討一下自己 什麼地方做錯了?中央對地方是老大沒錯,中央要當好了老大、會當老大才能是真正的老大,否則地方各自就當起自己的老大,你能怪誰?”[12]

 

地方政府要服從中央,還是服從道理?陳良宇直言不諱:服從道理:

 

“服從必須有道理,沒有道理要求絕對服從是不現實的。……黨中央要求地方絕對服從,首先黨中央要有道理,要說得服人,要允許內部辯論和公開辯論。” [13]

 

質疑統戰部並要求地方參與監督

陳良宇爲上海的發展受到中央掣肘而抱怨,他說:

 

“統戰部在上海的工作規模究竟如何,我這個市委書記不知道。我要問的是,統戰部在上海的工作已經直接影響到了上海的工作,我們在引進外資、招收人才、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和中外文化交流項目中,處處發現了統戰部的干擾和障礙……。” [14]

 

他質疑統戰部在上海的使命,他說:

 

“……在上海這個對外高度經濟和文化開放的國際城市裏,統戰部的工作到底有沒有人監督和怎麼監督的?……我該找那一個單位來調查統戰部的工作是執行上級任務還是以其隱蔽性替自己或者某些個人幹私活呢?” [15]

 

爲此他要求對中央統戰部在上海的工作進行監督,而且地方要參與這種監督:

 

“我認爲我們必須有一個制度來監督,地方政府應該要有權參與監督。” [16]

 

強調治理腐敗必須削弱權力

腐敗現象是中國改革經濟的孿生兄弟,陳良宇認爲腐敗現象直接根源於權力,權力越大腐敗越甚:

“貪污腐敗的問題,必須是有權力的人才有貪污腐敗,權力越大的人越能貪污腐敗,沒有權力的人是談不上貪污腐敗的,他們只能賄賂有權力的人。” [17]

 

他只差沒直接引述英國史學家、政治學家阿克頓那句名言了:“權力傾向於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他進而指出:腐敗依賴政府的權力,以更大的權力整治腐敗,只能造成更多的腐敗,以檢查和懲治的辦法解決腐敗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爲要消除腐敗,必須分散權力。這樣的議論由中共高官說出,是革命性的,如果針對多年後習近平懲治腐敗、越懲越腐敗的現實,陳良宇的總結振聾發聵:

 

“政府的權力是腐敗的根源,加強政府權力只能加強貪污腐敗,減少政府權力,不該管不必管的事情,讓市場競爭機制去自然平衡,人們不求通過權力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時候,貪污腐敗也就失去了溫牀,就可以控制了。用更多更大的權力來整治貪污腐敗,結果會造成更多更大的腐敗。”  [18]

 

“所以,研究貪污腐敗的問題,光從檢查和懲治下手治標不治本,治本就是要取消不必要的權力和分散權力。” [19]

他言之有物地指出腐敗現象具體存在的領域,進而指出具體的治理辦法:

 

“在土地審批、國家重點投資工程項目等方面,我國普遍存在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那我們爲什麼不是在土地審批、國家重點投資工程項目方面少利用一點權力而多利用一點市場呢?其他許多地方都一樣。”  [20]

 

指出黨內民主重點在於地方自主

陳良宇也強調所謂黨內民主,他的黨內民主重點在於地方自主權:

 

“提倡黨內民主,不光應該體現在黨內批評上,一定要體現在地方黨的組織對地方事物的自主權上,而且必須是自上而下地作出榜樣。”[21]

 

他直接談論體制改革和“放權”問題,認爲爲解決此間產生的問題,應該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體制改革意味着放權,他在實踐中的認知是:

 

“放權了之後,收回來就會比不放權的時候更難解決問題。那麼已經放了權而出現的問題該怎麼辦呢?我看唯一的辦法就是相信和依靠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不夠的地方把它健全起來。……其實在改革方面我們大家是完全一致的,那就不要再搞收權那一套了,要搞好的是健全法律制度,……。” [22]

 

 放權不收,代之以健全法律制度,這等於破了中國極權政治的底線。很難想象這是出自中共高官之口。這些言論所體現的政治哲學的高度可與蘇聯解體時代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相比。

 

陳良宇勤於政務,善於開拓,對地方在市場經濟中相對獨立自由的需求有切身體會,對地方對中央的新型關係深思熟慮。縱觀前述據說是新華社內參披露的“陳良宇同志的言論選編”,其全部所言所論[23]具有濃厚的經驗色彩和務實氣息,而他的分權意識顯然源自上海地方新興市場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從地方實際情況實出發,對中央命令“亂命不從”,這一特點與近代庚子國難期間“東南互保”運動的是一致。維其如此,陳良宇的兩度在經濟領域實行“東南互保”,客觀上導致與集權進行分權,演變成了削弱極權制度的政治事件。

 

現實從來不是以黑白分明的簡單方式呈現的,下次這個時間是“習近平的權力路”系列中陳良宇一案的尾聲,我要補充一些信息和資料,與陳良宇的性情、志向及個人齟齬相關,以便幫助我們瞭解中國歷史命運的紛然雜沓的複雜性,並完滿結束陳良宇一案的啓示。這是自由亞洲,北明非常識,我是北明,下週見。

 

從地方實際情況實出發,對中央命令“亂命不從”,這一特點與近代庚子國難期間“東南互保”運動的是一致。維其如此,陳良宇的兩度在經濟領域實行“東南互保”,客觀上導致與集權進行分權,演變成了削弱極權制度的政治事件。(圖片來自網絡)
從地方實際情況實出發,對中央命令“亂命不從”,這一特點與近代庚子國難期間“東南互保”運動的是一致。維其如此,陳良宇的兩度在經濟領域實行“東南互保”,客觀上導致與集權進行分權,演變成了削弱極權制度的政治事件。(圖片來自網絡)

註釋

[1] 新華社內參部:陳良宇同志言論選編/轉引自百度文庫。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並參見楊中美《習近平——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共領導人》p.151/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3月版。

[6] 新華社內參部:陳良宇同志言論選編/轉引自百度文庫。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本集所引並非這個“言論選編”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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