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國安法》考了沒──當人數縮減的留港臺生遇上“愛國教育”
2023.07.13
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落地後，除了影響司法體制，教育體系更是長期目標。圖爲2021年香港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懲教署的員工訓練。
（攝影／REUTERS／Lam Yik）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林宗弘指出，在港教書的中國學者長期佔三分之一，但重點不在學者的量，而在學者的質。他在2005～2008年赴港讀博士，由於香港是中國研究的重鎮，當時教授都是自由派或六四出來的一代，很多都參與過學運，對中國會抱持批判性的立場；但現在留港的學者，不管是批評香港、或是批評中國，會謹慎很多。“先前你罵六四、或者叫中國共產黨下臺都不犯法，但現在是犯法的，所以這個差距非常大。”
今年3月，香港城市大學曾邀請幾所臺灣的高中校長、主任參與不公開會議，說明入學方式，並由該校臺生分享精彩的留學生活。席間有老師提及，社會運動明顯影響學生赴港的意願，招生團隊便回應，“校園是校園，目前香港很平靜。”5月份剛卸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先前也不斷宣傳“政教分離”的招生口號，希望不影響學生赴港意願。
高一就規劃海外留學的Daniel，看重港校的世界大學排名和英語授課環境，以及相對歐美大學較可負擔的學費，2019年8月赴港就讀商學院。不過，反送中運動的發生，讓師長、家人紛紛勸退，讓他一度考慮留在臺大：“主要考慮自身的人身安全，擔心新聞上丟汽油彈、煙霧彈的畫面發生在香港每一個角落。”直到從留港學長姐口中得知“如果你怕，待在宿舍不要出門，避開示威區域就好”，印證香港尚算“安全”後，Daniel回頭說服家人：“反正我不是要一輩子留在香港，香港的政治情勢不要影響到學業就好。”
與Daniel同一年赴港就讀社會科學院的Henry則是因爲港校申請流程簡單，意外獲得獎學金後才決定赴港。8月動身當時，對於進行中的反送中運動，他沒有太多的擔心：“以臺灣人的角度來看，示威並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情。示威就示威，示威不是很正常嗎？”
（注：申請於 2019 年秋季入學的留港臺生，自2019年2月起便會陸續收到香港各校錄取通知，並於各校規定期限內回覆接受或放棄入學資格。此時反送中運動尚未開始。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發生時，學生即便已經接受入學資格，但尚未飛往香港，故有重新思索是否仍要赴港的轉圜空間。）
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港府實施“限聚令”、緊縮執法，反送中運動逐漸沉寂。同年6月，港版《國安法》通過。而Elaine在那年赴港求學。
有志於生物科技研究的Elaine，考量“臺灣的生命科學相關產業沒有發展得非常好”，以及學測成績可能申請不上國內頂尖的生命科學相關科系，決定選擇“世界排名比臺大更好”的香港學校，“我媽那時候說，我們要反其道而行，別人因爲反送中不敢去香港，那我們更要去。”
不少學生也發現赴港申請難度下降，錄取通知很快發下，還可能有獎學金。
像2019年時因家人擔憂反送中而放棄入學，留臺就讀頂尖大學法律系兩年，2021年二度申請後，錄取某校商學院的Florence說：“第二次申請時我拿同樣的學測成績報名，當年申請不到的獎學金，第二次居然領到半額。”
甚至，對一些臺生來說，反送中運動的沉寂，意味着人身安全無慮。數位受訪學生提及，《國安法》讓香港變得風平浪靜，有人表示“不會有人亂了”，因爲香港已漸漸變成第二個中國。
懷抱着對香港各式期盼與想望，仍在過去3年選擇留港的臺生，共同經歷的是《國安法》下的生活。不過，許多位異口同聲地表示，《國安法》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麼影響”。
“每個國家當然都會有一些你不能在路上亂講的話，或是你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生活中並沒有特別感覺到被拘束。”就讀工學院的Belle自陳不太留心政治議題，仍推薦有興趣的臺灣高中生赴港。
在臺灣不時會關注政治議題的Florence則說，“在這裏（香港），我就是一個不沾鍋，不會發表評論或看法。包含之前的白紙革命，我們學校、圖書館都被塗了一些東西，但我都敬而遠之。雖然不能公開談論敏感話題，但我也不會因此特別痛苦。所以《國安法》實際上有沒有對我造成任何的影響？微乎其微，基本上沒有。”
留港後保持沉默的還有Gavin。高中讀語文資優班時，他常與好友討論政治相關話題，可是“去香港之後就不太能談論政治了”。剛到香港時，他還會把“去香港”講成“出國”，但告訴自己要慢慢表現得政治正確。學期開始4個月，某天，Gavin到圖書館讀書，從旁邊的窗戶往下看，發現學校有學生自發集會舉白紙抗議，聲援中國白紙革命，學校保安隨後開始驅趕學生，並且報警。Gavin說：“要知道香港可能比中國許多地方管控的還嚴，雖然支持他們，但爲了人身安全，我不敢伸出援手。”受訪最後他仍強調，“其他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這些“沒什麼影響”的說法，卻在我們視訊採訪，談及《國安法》對他們的衝擊時，好幾位受訪的留港臺生會緊張地轉頭，確認四下無人。比如2019年時，即便宿舍對門住着中國留學生，Henry都敢直接談論政治話題，這次視訊受訪時，他卻先起身確認房門關好，纔回到鏡頭前。
“《國安法》剛通過時我很不以爲意，畢竟嚇人的法令到處都有，通過是一回事，有沒有執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結果，後來學校學生會在校方新規定下被迫解散，學生自治宣告死亡。”這讓Henry既難過又擔憂，“我本來可以放心講解我自己的想法，或持開放態度討論這些話題，但是，現在我不會公開談這些，社羣媒體上發言也會三思。”
Henry還觀察到《國安法》無處不影響着校園活動：以前上課會有老師把政府的政策擺上檯面，與學生共同討論和評論，現在老師也受到很多壓力，不再有討論；本應具有批判性精神的大學，開始寄送Email邀請師生參與五星旗升旗典禮，以示愛國。他還在新聞上看到，香港中文大學邀請保安局長鄧炳強到校分享“危機中（指反送中運動）的領導才能”⋯⋯諸如此類的事件，不停發生。
對擔任該校臺灣學生會幹部的Elaine來說，雖然《國安法》對她個人沒有具體的影響，但她遇過籌辦校內文化交流活動時無法掛旗的阻礙。Elaine說，理論上各國學生會都可以在攤位掛上自己的國旗，臺灣學生會以往都會掛上旗幟裝飾攤位。但是，考慮到《國安法》已經施行了，學生會幹部們達成共識，當天不可以隨便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拿出來。她補充，“其實學校沒有通知我們說不能掛，我猜可能是覺得我們會有自知之明吧。”
與政治保持距離，學會保持沉默外，對多數2022年入學新生來說，還多了一個變數──必修的國安教育課程。
“有一天我就收到通知，有一堂課已經被刊登到課程網站，要去完成。”2022年入學的Edgar等人，是第一批需要修香港國安教育課程的外籍生──這是港版《國安法》通過後，香港大專院校實施的新政策。
這個從2022年開始落實的國安教育政策，要求學生完成0～3學分不等的課程，並通過考試，才能符合畢業門檻。無論是香港本地學生（local students）或是來自中國、臺灣或其他國家的非本地學生（non-local students）都需要修課。
點開課程模組，內容涵蓋近代中國歷史、《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判例，考題亦同。2015年即赴港求學的Edgar，畢業後留在香港金融業工作，現利用下班時間攻讀碩士學位，Edgar受訪時打開網站讓我們同步觀看國安課程的考題，“你看像這題，就是把一些社會運動改編放上來啊。”
下列哪些行爲可能會被指控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
1. 2018年6月19日，一羣人計劃攻擊區政府辦公室的設施與建築物。
2. 2020年8月3日，山姆聯繫國際組織，呼籲對香港實施海外製裁。
3. 2019年6月29日，一羣人在線上論壇發佈訊息，宣佈香港獨立於中國之外。
4. 2021年7月1日，山姆向某個國際組織捐贈 500 美元，用於攻擊香港。
答案：以上皆是。
不過，Edgar一臉輕鬆地笑笑說，當初根本沒看什麼課程影片，直衝線上測驗，“反正你就點不符合自己邏輯的。像是支持一國兩制啦、支持香港《基本法》23條通過啦，或是什麼尊重歷史啦，這些就是答案。”測驗網站上顯示，寫完10題選擇題並全數答對，只花了他6分鐘。
被問及考試過程中印象深刻的地方，Edgar說：“那個考題跟《央視》的宣傳一樣，都是擁護國家那種話。不過看得很習慣了啦！這幾年（反送中運動之後）像是地鐵之類的公共區域，都會有廣告，像是習近平同志的四個堅持、愛國者治港。尤其去年是香港移交25週年，路上全部都是那種廣告。”Edgar認爲，“用這種方式讓大家瞭解，變成畢業的標準，我覺得滿反感的。我今天對香港、對中國歷史、對《國安法》沒有興趣，爲什麼逼我看？有興趣就會自己上網學囉。”
事實上，這是香港政府在過去10來年嘗試推行國安教育課程後，國安課程第一次從中小學落實至大學校園。
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落地後，香港教育局依據《國安法》第1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推行相關課程，並於 2021 年頒佈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要求中小學提供國安教育課程，下架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大專院校也依此將國安教育課程列入必修或畢業門檻。
2022年赴港就讀的Gavin，其所在的學校對於國安教育課程有較多要求，他說上課情況是線上看影片、兩三個星期有一個小作業，再來是期末考。爲了準備考試，他和同學一起整理筆記。
點開Gavin和同學考前一起整理的共筆文件，裏面列滿各項關於香港一國兩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相關的論述，諸如“行政長官的地位比立法和司法機關都高，以行政長官爲核心”、“香港的政制發展應該循序漸進，但不能牴觸一國兩制的目標，要服務一國兩制的需要，不是配合西方民主準則決定發展方向”等等。剛考完國安教育期末考的他記得，“考試的最後一題就是在講黎智英，考《國安法》到底溯不溯及既往？”
諷刺的是，考前一天Gavin纔看到《BBC》 報導，討論港版《國安法》如何打擊言論自由。但這份試卷的答案告訴他，此法溯及既往，不要誤觸法律。
“這堂課很荒謬。雖然通過考試不難，只是心情上很被動，感覺無能爲力。身爲外國人，我們爲何要愛國或瞭解中國憲法？我身邊多數人也都是應付應付。比如我認識一個國際生，考前抱佛腳，結果考試拿到很高的分數。”
國安法課程究竟對於香港大專院校帶來何種影響？此類課程會造成什麼社會效應？處於不同位置，學者專家之間看法不一。
相較部分大學，來自學風比較開放自由的香港中大，葉家興認爲，不必對此類課程過於憂慮。他對編撰課程的同事表達信心：“我的同事就是在做這種課程的內容，對於中國、美國和香港都是比較批判立場的，2019年社會運動也是比較同情學生的立場，所以我相信不會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不會像是黨工一樣。”他認爲：“政治課程還是要回到政治治理的績效來定論，當年那麼多人讀三民主義，也不一定成爲三民主義的信徒，年輕人不一定會買單的，通識課程都當作買水喝嘛（注：意指不必認真看待或爭取成績的課程）。”
葉家興強調：“重要的是讓外地的學生多瞭解中國敘事之下的中國，畢竟英語世界的話語權對於中國的描述都不太友善，這是一個平衡報導的觀點。就算這門課是選修，我也鼓勵同學去修，可以在這門課看見論述的交鋒。”
但一位不願具名，在中國任教的學者指出，人們往往以爲那些政治思想教育只要不入心，就會過去，但他這幾年發現，學生從小受教育過程中長期接收大量標語口號，通過考試不斷記誦書寫，會壓縮獨立思考的空間和能力，常常在不經意間就說出那些以爲不入心的套話。
他表示，這幾年中國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積極擴張，大量開設政治思想課程及通識課，這個趨勢或有一天也可能會出現在香港。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也抱着相似的觀點，他認爲，這些課程一定是種心理上的威嚇，“你看洗腦教育的東西，不見得會被他洗腦，所以問題不是出在這個層次；問題是在於，他告訴你他的洗腦教育可以做到這個程度，他隨時可以加碼、隨時在關注你，所以是一個『老大哥看着你，你會改變你自己的行爲』的概念， 至於老大哥跟你講什麼，其實不太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