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报导者时间：《国安法》考了没──当人数缩减的留港台生遇上“爱国教育”
2023.07.13
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落地后，除了影响司法体制，教育体系更是长期目标。图为2021年香港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惩教署的员工训练。
（摄影／REUTERS／Lam Yik）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林宗弘指出，在港教书的中国学者长期占三分之一，但重点不在学者的量，而在学者的质。他在2005～2008年赴港读博士，由于香港是中国研究的重镇，当时教授都是自由派或六四出来的一代，很多都参与过学运，对中国会抱持批判性的立场；但现在留港的学者，不管是批评香港、或是批评中国，会谨慎很多。“先前你骂六四、或者叫中国共产党下台都不犯法，但现在是犯法的，所以这个差距非常大。”
今年3月，香港城市大学曾邀请几所台湾的高中校长、主任参与不公开会议，说明入学方式，并由该校台生分享精彩的留学生活。席间有老师提及，社会运动明显影响学生赴港的意愿，招生团队便回应，“校园是校园，目前香港很平静。”5月份刚卸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先前也不断宣传“政教分离”的招生口号，希望不影响学生赴港意愿。
高一就规划海外留学的Daniel，看重港校的世界大学排名和英语授课环境，以及相对欧美大学较可负担的学费，2019年8月赴港就读商学院。不过，反送中运动的发生，让师长、家人纷纷劝退，让他一度考虑留在台大：“主要考虑自身的人身安全，担心新闻上丢汽油弹、烟雾弹的画面发生在香港每一个角落。”直到从留港学长姐口中得知“如果你怕，待在宿舍不要出门，避开示威区域就好”，印证香港尚算“安全”后，Daniel回头说服家人：“反正我不是要一辈子留在香港，香港的政治情势不要影响到学业就好。”
与Daniel同一年赴港就读社会科学院的Henry则是因为港校申请流程简单，意外获得奖学金后才决定赴港。8月动身当时，对于进行中的反送中运动，他没有太多的担心：“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示威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示威就示威，示威不是很正常吗？”
（注：申请于 2019 年秋季入学的留港台生，自2019年2月起便会陆续收到香港各校录取通知，并于各校规定期限内回覆接受或放弃入学资格。此时反送中运动尚未开始。2019年6月反送中运动发生时，学生即便已经接受入学资格，但尚未飞往香港，故有重新思索是否仍要赴港的转圜空间。）
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港府实施“限聚令”、紧缩执法，反送中运动逐渐沉寂。同年6月，港版《国安法》通过。而Elaine在那年赴港求学。
有志于生物科技研究的Elaine，考量“台湾的生命科学相关产业没有发展得非常好”，以及学测成绩可能申请不上国内顶尖的生命科学相关科系，决定选择“世界排名比台大更好”的香港学校，“我妈那时候说，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别人因为反送中不敢去香港，那我们更要去。”
不少学生也发现赴港申请难度下降，录取通知很快发下，还可能有奖学金。
像2019年时因家人担忧反送中而放弃入学，留台就读顶尖大学法律系两年，2021年二度申请后，录取某校商学院的Florence说：“第二次申请时我拿同样的学测成绩报名，当年申请不到的奖学金，第二次居然领到半额。”
甚至，对一些台生来说，反送中运动的沉寂，意味着人身安全无虑。数位受访学生提及，《国安法》让香港变得风平浪静，有人表示“不会有人乱了”，因为香港已渐渐变成第二个中国。
怀抱着对香港各式期盼与想望，仍在过去3年选择留港的台生，共同经历的是《国安法》下的生活。不过，许多位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安法》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每个国家当然都会有一些你不能在路上乱讲的话，或是你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生活中并没有特别感觉到被拘束。”就读工学院的Belle自陈不太留心政治议题，仍推荐有兴趣的台湾高中生赴港。
在台湾不时会关注政治议题的Florence则说，“在这里（香港），我就是一个不沾锅，不会发表评论或看法。包含之前的白纸革命，我们学校、图书馆都被涂了一些东西，但我都敬而远之。虽然不能公开谈论敏感话题，但我也不会因此特别痛苦。所以《国安法》实际上有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微乎其微，基本上没有。”
留港后保持沉默的还有Gavin。高中读语文资优班时，他常与好友讨论政治相关话题，可是“去香港之后就不太能谈论政治了”。刚到香港时，他还会把“去香港”讲成“出国”，但告诉自己要慢慢表现得政治正确。学期开始4个月，某天，Gavin到图书馆读书，从旁边的窗户往下看，发现学校有学生自发集会举白纸抗议，声援中国白纸革命，学校保安随后开始驱赶学生，并且报警。Gavin说：“要知道香港可能比中国许多地方管控的还严，虽然支持他们，但为了人身安全，我不敢伸出援手。”受访最后他仍强调，“其他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这些“没什么影响”的说法，却在我们视讯采访，谈及《国安法》对他们的冲击时，好几位受访的留港台生会紧张地转头，确认四下无人。比如2019年时，即便宿舍对门住着中国留学生，Henry都敢直接谈论政治话题，这次视讯受访时，他却先起身确认房门关好，才回到镜头前。
“《国安法》刚通过时我很不以为意，毕竟吓人的法令到处都有，通过是一回事，有没有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结果，后来学校学生会在校方新规定下被迫解散，学生自治宣告死亡。”这让Henry既难过又担忧，“我本来可以放心讲解我自己的想法，或持开放态度讨论这些话题，但是，现在我不会公开谈这些，社群媒体上发言也会三思。”
Henry还观察到《国安法》无处不影响着校园活动：以前上课会有老师把政府的政策摆上台面，与学生共同讨论和评论，现在老师也受到很多压力，不再有讨论；本应具有批判性精神的大学，开始寄送Email邀请师生参与五星旗升旗典礼，以示爱国。他还在新闻上看到，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保安局长邓炳强到校分享“危机中（指反送中运动）的领导才能”⋯⋯诸如此类的事件，不停发生。
对担任该校台湾学生会干部的Elaine来说，虽然《国安法》对她个人没有具体的影响，但她遇过筹办校内文化交流活动时无法挂旗的阻碍。Elaine说，理论上各国学生会都可以在摊位挂上自己的国旗，台湾学生会以往都会挂上旗帜装饰摊位。但是，考虑到《国安法》已经施行了，学生会干部们达成共识，当天不可以随便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拿出来。她补充，“其实学校没有通知我们说不能挂，我猜可能是觉得我们会有自知之明吧。”
与政治保持距离，学会保持沉默外，对多数2022年入学新生来说，还多了一个变数──必修的国安教育课程。
“有一天我就收到通知，有一堂课已经被刊登到课程网站，要去完成。”2022年入学的Edgar等人，是第一批需要修香港国安教育课程的外籍生──这是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大专院校实施的新政策。
这个从2022年开始落实的国安教育政策，要求学生完成0～3学分不等的课程，并通过考试，才能符合毕业门槛。无论是香港本地学生（local students）或是来自中国、台湾或其他国家的非本地学生（non-local students）都需要修课。
点开课程模组，内容涵盖近代中国历史、《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判例，考题亦同。2015年即赴港求学的Edgar，毕业后留在香港金融业工作，现利用下班时间攻读硕士学位，Edgar受访时打开网站让我们同步观看国安课程的考题，“你看像这题，就是把一些社会运动改编放上来啊。”
下列哪些行为可能会被指控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
1. 2018年6月19日，一群人计划攻击区政府办公室的设施与建筑物。
2. 2020年8月3日，山姆联系国际组织，呼吁对香港实施海外制裁。
3. 2019年6月29日，一群人在线上论坛发布讯息，宣布香港独立于中国之外。
4. 2021年7月1日，山姆向某个国际组织捐赠 500 美元，用于攻击香港。
答案：以上皆是。
不过，Edgar一脸轻松地笑笑说，当初根本没看什么课程影片，直冲线上测验，“反正你就点不符合自己逻辑的。像是支持一国两制啦、支持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啦，或是什么尊重历史啦，这些就是答案。”测验网站上显示，写完10题选择题并全数答对，只花了他6分钟。
被问及考试过程中印象深刻的地方，Edgar说：“那个考题跟《央视》的宣传一样，都是拥护国家那种话。不过看得很习惯了啦！这几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像是地铁之类的公共区域，都会有广告，像是习近平同志的四个坚持、爱国者治港。尤其去年是香港移交25周年，路上全部都是那种广告。”Edgar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变成毕业的标准，我觉得满反感的。我今天对香港、对中国历史、对《国安法》没有兴趣，为什么逼我看？有兴趣就会自己上网学啰。”
事实上，这是香港政府在过去10来年尝试推行国安教育课程后，国安课程第一次从中小学落实至大学校园。
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落地后，香港教育局依据《国安法》第10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推行相关课程，并于 2021 年颁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要求中小学提供国安教育课程，下架可能违反《国安法》的书籍。大专院校也依此将国安教育课程列入必修或毕业门槛。
2022年赴港就读的Gavin，其所在的学校对于国安教育课程有较多要求，他说上课情况是线上看影片、两三个星期有一个小作业，再来是期末考。为了准备考试，他和同学一起整理笔记。
点开Gavin和同学考前一起整理的共笔文件，里面列满各项关于香港一国两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相关的论述，诸如“行政长官的地位比立法和司法机关都高，以行政长官为核心”、“香港的政制发展应该循序渐进，但不能抵触一国两制的目标，要服务一国两制的需要，不是配合西方民主准则决定发展方向”等等。刚考完国安教育期末考的他记得，“考试的最后一题就是在讲黎智英，考《国安法》到底溯不溯及既往？”
讽刺的是，考前一天Gavin才看到《BBC》 报导，讨论港版《国安法》如何打击言论自由。但这份试卷的答案告诉他，此法溯及既往，不要误触法律。
“这堂课很荒谬。虽然通过考试不难，只是心情上很被动，感觉无能为力。身为外国人，我们为何要爱国或了解中国宪法？我身边多数人也都是应付应付。比如我认识一个国际生，考前抱佛脚，结果考试拿到很高的分数。”
国安法课程究竟对于香港大专院校带来何种影响？此类课程会造成什么社会效应？处于不同位置，学者专家之间看法不一。
相较部分大学，来自学风比较开放自由的香港中大，叶家兴认为，不必对此类课程过于忧虑。他对编撰课程的同事表达信心：“我的同事就是在做这种课程的内容，对于中国、美国和香港都是比较批判立场的，2019年社会运动也是比较同情学生的立场，所以我相信不会是政治宣传（propaganda），不会像是党工一样。”他认为：“政治课程还是要回到政治治理的绩效来定论，当年那么多人读三民主义，也不一定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年轻人不一定会买单的，通识课程都当作买水喝嘛（注：意指不必认真看待或争取成绩的课程）。”
叶家兴强调：“重要的是让外地的学生多了解中国叙事之下的中国，毕竟英语世界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描述都不太友善，这是一个平衡报导的观点。就算这门课是选修，我也鼓励同学去修，可以在这门课看见论述的交锋。”
但一位不愿具名，在中国任教的学者指出，人们往往以为那些政治思想教育只要不入心，就会过去，但他这几年发现，学生从小受教育过程中长期接收大量标语口号，通过考试不断记诵书写，会压缩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能力，常常在不经意间就说出那些以为不入心的套话。
他表示，这几年中国各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扩张，大量开设政治思想课程及通识课，这个趋势或有一天也可能会出现在香港。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也抱着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些课程一定是种心理上的威吓，“你看洗脑教育的东西，不见得会被他洗脑，所以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层次；问题是在于，他告诉你他的洗脑教育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他随时可以加码、随时在关注你，所以是一个『老大哥看着你，你会改变你自己的行为』的概念， 至于老大哥跟你讲什么，其实不太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