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和"路西法效應"：他們中也有受害者
被稱爲“核酸檢測員”的兩名“大白”2022年5月13日在北京某處工作
美聯社
“大白”或是“白衛兵”，已成爲中國“動態清零”高壓防疫政策中一個負面形象深重的羣體。網絡上流傳很多視頻，顯示一些大白們盛氣凌人，對老百姓暴力相向，招致人們的痛恨。但其實大白們也有不爲人知的辛酸。分析指出，中國缺乏獨立法治的制約，讓路西法效應的影響力放大，身爲工具人的大白們，其實也是受害者。
半夜三點就得起牀、準備幫人做核酸，陳醫生一天要面對上千張不見得都心甘情願向他張開的嘴，而他自己也是被迫當大白的，正式名稱叫“核酸檢測員”。
“我們原本都是正規私人診所的醫生，前一陣子封控後、非必要場所禁止營業，上面就要求協助防疫，我們不是自願從事這項工作的，也沒有任何額外報酬。”陳醫生出於人身安全考量，不願具名受訪。
邯鄲醫檢大白 “強迫勞動”的工具人
醫護大白成了強迫勞動的受害羣體，非醫檢或感染科的陳醫生甚至沒接受過檢測訓練，就匆忙上陣，他和他的同事根本無法說不。“管理者說，現在覈酸檢測是一項政治任務，如果不去，未來相關部門會不斷找我們診所麻煩，讓我們難經營。”他告訴記者。
他感嘆自己就是個工具人，大白防護服一穿上就是五個小時，連上廁所都難。
“唯一的好處是，像上個月封城，物資很難買到，但我們能領到早餐和午餐盒飯，甚至飲料，很多人捨不得喫，下班後帶回去給家人，這大概是支撐我的動力吧！”在看不到解封盡頭的黑暗中，陳醫生說，他只能這麼“正面”思考。
陳醫生所處的河北邯鄲市，是個超過九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號稱京、津、冀的“南天門”。最近一次疫情高峯是4月6日，驗出78例無症狀感染者後，隨即從4月8日0時起，邯鄲市主城區進入封控管理，直到5月16日才初步解除主城區內的交通管制，但陳醫生說，到現在爲止多數小區仍是管控狀態，得有出行證，才能出門。
現代版“圍魏救趙”：封河北多城保北京
不管封控區還是管控區，身爲大白的陳醫生也數不清全市已經做了幾輪全員核酸，在幾乎沒有疫情的邯鄲，做核酸成爲城市運動，在陳醫生看來，就是政治。
“這完全不像防疫，做核酸就是一種大規模羣聚。小區又大多隻留一個門，大量路被封死，這肯定是不科學的，防疫最重要的是減少聚集，但很多零感染的小區仍然封控。在我看，這更多的是政治站隊，把邯鄲當成保護北京市的防線。”
古有“圍魏救趙”，如今犧牲幾乎沒有疫情的邯鄲，讓社會與經濟活動停擺， 是“封趙保京”。以對外交通爲例，邯鄲目前僅有航空國內線飛往海南海口，而到北京的高鐵仍停開。
在中國，防疫已不只是醫療專業的事。陳醫生說，“中國的根本大法就是領導的看法”，專業哪裏重要，而且專業人士還有願意依附權勢者，“前一陣子有同行在微信羣裏抱怨防疫作爲，遭人舉報。”
從共情疲勞到“路西法效應”
他感嘆，新冠病毒並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人心，在越來越像座大監獄的中國，人們的“共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也變得更嚴重，甚至還成爲加害者。
陳醫生說，在邯鄲，有人確診後被追究法律責任，只因爲封控令後沒能及時回到住家閉關。
“現在就是一種人人自危、在近乎恐懼的壓力下，疫情帶來的創傷很多人都是不敢說的。但行爲藏不住，光是我這兩年接診的患者中，我都能察覺抑鬱症非常多。有那種肚子疼的患者，一直懷疑自己肚子裏有剪刀、有蛇，或莫名胸疼，但找不出病因。”他說。
本臺多次撥打邯鄲市衛健委的電話，但無人接聽。
共情疲勞常出現在醫護人員或是前線執法羣體，歐美國家有較完整的心理諮詢體系與資源協助。
做消殺大白好過在家閉關：我要活着
上面陳醫生代表的醫護大白是不得已而爲之；而另一種大白，也就是負責上門消殺的社區工作人員或名爲志願者的工作人員則是爲了要活着。
“我要交房租要還房貸，壓力肯定很大的啊！做消殺工作心裏感受，也沒什麼分享的，也還行，但就是一戶戶去，一開始其實也害怕，覺得有點危險，要接觸的人這麼多。”一名在上海當過三天消殺大白的王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王先生後來因爲自己居住的小區出現陽性病例也變成封控區，出不了門，這份臨時工也沒了，至今負責接洽他的街道辦工作人員，還沒把一天六百元人民幣的薪資給他。
王先生住在浦東區，平時是個理髮師，也因爲上海關閉非必要場所後，他沒了經濟來源，朋友介紹他到鄰近小區當臨時工。他也因爲人身安全考量不願具名受訪。
他告訴記者，在家關了近兩個月後，當消殺大白能出門賺點錢，日子比較好打發。
“在家裏嘛！憋得要發瘋了嘛，太無聊，沒事幹就喫、睡啊！”他說。當記者詢問包括消毒液成分及安全用量，他都不清楚，他說自己也沒想這麼多，遇到不配合的居民，會有居委會的人和公安負責處理，他只負責噴灑。
他強調自己那三天工作很守規矩，也抱怨網上把大白描述成“簡單粗暴的機器人”，“不是每個人都胡亂來的，我只是打份工，活着。”
現實中確實有這種“簡單粗暴的機器人”大白自稱民警爬窗進入民宅，或是自稱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大白暴力踹門入屋，只是爲了要抓民衆到方艙隔離；就更不要說穿上防護服的醫院警衛人員，只聽“沒有核酸陰性不讓入院”的單一指令，讓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葬送在盲目一刀切的執法手中。
這種大白們所暴露出來的人性的惡是可以用心理學理論來解釋的。
在臺灣大學心理系名譽教授黃光國看來，這類已成爲工具人的大白們，映照了1970年代爭議頗高的斯坦福監獄研究、由美國心理學大師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所提出的“路西法效應”，強調“情境效益”與“團體動力”可以讓好人變壞人。
“去個人化”加強“權威性人格”
“他的概念是叫‘去個人化’，這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當你沒有辦法辨識我是誰的話，我的行爲是會不一樣。這時，會讓人的‘權威性人格’特別明顯。”黃光國告訴本臺。
但他說，要完全用“路西法效應”來解釋現在中國的情況，不見得準確，關鍵還是在文化差異。
黃光國專研人格與社會心理學，他特別專注於心理學的本土化運動，尤其是華人傳統與儒家主義對心理學研究的影響。
他分析，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具有崇高地位，且重視原則與法律觀念；華人社會則強調要拿捏局勢，人的服從性也較高，能接受政府強制管制時間可以很長。儘管如此，“到最後還是會忍無可忍，反抗極端的壓迫，這也是人性，上海就是一個例子。”黃光國說。
包括民衆對小區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暴力相向、到近來網上流傳大白互毆的情況，黃光國提醒，“過去成功的經驗，不能保證你未來就一定成功；而一個文化的長處，常常也是它的短處。”
要怎麼改變“路西法效應”，避免好人變壞人呢？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一書中說：“如果你要改變一個人，就要改變整個情境；如果你要改變情境，就要找出權力來源。”
對於權力運用該有的規範，中國官員不是不明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經說過，“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爲’；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爲’”。這講的是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也是法治社會對人行爲的規範。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鄭崇生華盛頓報道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