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余杰：從學生審訊老師到學生打死老師，僅一步之遙

在中國，講授希臘史，會迎來蘇格拉底的厄運？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重慶西南大學徐松巖教授在微博上披露：昨晚給本科生上課，第三節課下課後，有自稱“信息員”的同學，未經本人允許偷聽了課程，並通知我準備彙報。

據西南大學官網介紹，徐松巖現爲西南大學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長、古典學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爲希臘史和羅馬史等西方古典文明，他曾譯註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以及色諾芬的《希臘史》等古希臘三大史學名着。他授課頗受學生歡迎，也曾應邀到國內外諸多名校講學。

徐教授專攻希臘羅馬的歷史，跟中國現實相距甚遠，照理說這個領域並不敏感。然而，在習近平時代，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充滿“地雷”。此前，官方媒體發表多篇文章，批判人文社科領域推崇古希臘文化。習近平在一次講話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深深紮根於中國的文化沃土，堅定文化自信，不要“言必稱希臘”。於是，“希臘”成了敏感詞，希臘研究成了敏感領域，徐教授被一名學生信息員傳喚去彙報其研究成果，也就不足爲怪。

研究希臘歷史的徐教授，在深受學生信息員羞辱之際，大概會聯想到希臘哲人蘇格拉底的命運。他離蘇格拉底的厄運有多遠呢？在他遭遇蘇格拉底的厄運之前，還能改換跑道，研究別的領域嗎？比如，轉而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習近平思想？如今，中國的各大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習近平思想研究院，一定還有很多職位空缺，歡迎徐教授這樣有研究能力的學者前往。

在今天的中國，講授希臘文明，有可能被扣上不愛國、崇洋媚外、與黨爭奪青年等可怕的罪名。當初，雅典人審判蘇格拉底時，主要是控告他的是兩項罪名：荼毒青年與不敬拜雅典衆神。蘇格拉底在經受審判之後，慷慨赴死，留下遺言說：“如果我告訴你們，每日討論善與其他題目、反省自我與他人就是一個人所能夠做到最好的事，而且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活的，你們不會相信我。”蘇格拉底的審判發生在雅典高峯過後的一片頹喪之時，蘇格拉底之死其實是雅典衰落的病徵。

如果蘇格拉底生活在今天的中國，命運不會有所改善。八九鎮壓之後，中共對大學的控制日漸加緊，大學黨委成立專門的教師工作部，又在學生中廣泛設置“信息員”，由校方指定具有黨員身份或向黨靠攏的學生擔任，其職責包括廣泛蒐集教學和教學管理信息，定時向學校反映任課教師的教學態度和內容等方面的意見。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赫海威曾發表一篇題爲《中國高校用“學生信息員”監督教師、消除異議》的報道。該報道指出，中國大學部署學生對教師進行監督，成爲一種毛澤東時代的迴歸。這是習近平發起的一場大規模運動的一部分，目的是消除異議，把大學變成黨的根據地。作者根據對二十多名教授和學生的採訪，以及對公共記錄的查閱，得出結論：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大學學生信息員數量激增。學生監控老師對習近平、共產黨和民主等思想的看法，作爲交換，他們可以獲得獎學金、更高的分數以及在具有威信的共產黨組織中得到晉升。記者採訪了一個化名彭偉的四川大學學生信息員。這個學生說：“我們的責任是保證純粹的學習環境，保證教授們遵守規定。”學生信息員的任務涵蓋廣泛，不僅關注教授在課堂上說了什麼，還關注教授們的私人生活，包括對書籍和電影的品味。彭偉經常和其他學生交談，收集他們對老師的印象，包括老師的性格、價值觀和愛國立場。信息員逐漸掌握了對教師的生殺予奪之權，教師在信息員面前如乞丐般卑微。

紅衛兵轉世成爲“信息員”

文革並沒有結束，紅衛兵並沒有消失，紅衛兵已然“轉世”爲學生信息員。

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曾專門研究文革中學生打死老師的現象。她指出：“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可以上訴，由專業劊子手執行。文革後有人把文革籠統解釋爲‘封建主義傳統’造成的。這種說法不能解釋一九六六年八月發生的紅衛兵暴力。”儒學是中國古代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思想固然有諸多侷限和缺陷，但受儒家教育和影響的士大夫及普通民衆，知道尊師重教，天地君親師是民間祭祀的對象，尊重老師就如同尊重父母。鼓動、驅使學生打罵老師乃至打死老師，是共產黨獨一無二的發明，帝王和軍閥們都自嘆不如。

經王友琴考證，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午後。同時被毒打的還有該校副校長鬍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一共五人。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和用開水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佈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骨折等重傷。在北京第二個被打死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時間是八月十七日。一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一名目擊者說，爬行過程中，有一紅衛兵用穿着軍用皮鞋的腳踩碾一名女教師的手指。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百萬紅衛兵，並將紅衛兵領袖宋彬彬的名字改爲宋要武。於是，紅衛兵暴力在規模和程度上陡然升級。到了月底，僅在北京就有上千名老師、學生和平民被打死或被逼自殺。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文革在表面上看結束了，但中共的本質和統治模式並無根本改變，文革文化和文革基因流淌在中國人的血液和心靈之中。沒有民主化，也沒有轉型正義，除了王友琴等少數研究者和受難者家屬之外，沒有人紀念無辜的受難者，更不用說追究和懲罰兇手了。

如今，層出不窮的小粉紅、戰狼和學生信息員，都是紅衛兵的轉世，中國大學正走在迅速納粹化的道路上。一九三三年二月，希特勒任命魯斯特就任普魯士邦文教部長。魯斯特不久即宣稱“要在一夜之間使高等學校不再成爲玩弄學術的機構，要使自然科學研究爲經濟計劃和軍備計劃服務，並從人文科學中尋找爲納粹主義辯護的論點”。納粹在德國所有的大學中展開忠誠度測試，每一個想在大學裏擔任教職的學者都必須先在納粹觀察營裏培訓六個星期，當他們的學術的見解和性格受到納粹專家的研究和認可之後，他們的名字將被報送教育部，最後再根據申請者的可靠性審覈決定是否發佈教書憑證。納粹對大學教師隊伍的摧殘導致五年內約上萬名教授和知識分子被迫流亡國外。經過“淨化”的德國大學，成爲批量培養“希特勒的青年”的工廠。

這一切正在中國重演：被廈門大學開除的經濟學教授尤盛東流亡美國後披露說，中共當局利用學生告密者在教室裏製造一種恐懼氣氛。學生們舉報他質疑習近平的標誌性口號“中國夢”。尤盛東告訴學生們，中國夢是“妄想，狂想，而不是一種理想”，這句話讓他失去了教職。他質疑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大學怎麼可能有發明創造？這不是習近平關心的問題，習近平希望所有中國的青年都被其洗腦，心甘情願地充當其炮灰。

最黑暗的時刻還未到來。在中國，老師已經成爲一種高度危險的職業。今天只是失去教職，明天失去的就有可能是自由和生命。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