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解读 | 余杰: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如何与自由擦肩而过? 保罗·索鲁《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

20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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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解读 | 余杰: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如何与自由擦肩而过? 保罗·索鲁《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 保罗·索鲁《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封面照片。
(Public Domain)

中国的地景中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是人,而且通常是为数众多的人。每当我凝视一片风景,都会看到其中有个人在看着我。

保罗·索鲁

“铁公鸡”上所呈现的中国的国民性

一九八六年,美国作家保罗·索鲁来到巨变中的中国,在十二个月的旅行中,他搭了将近四十辆火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和重要区域,他去过的地方之多,连接受他访问的中宣部高级官员都自叹不如。当然,除了火车之外,他还坐过飞机、汽车和轮船等其他交通工具,但他乘坐最多的还是被其戏称为“铁公鸡”的火车:“这个国家从南到北充满令人震撼、不解、感到矛盾的事物,而搭火车可以帮助旅行者建立视觉上的联系。”

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的火车,大都是慢车,即便是号称特快的列车,与今天的高铁相比,仍然慢得像蜗牛。我记得直到九零年代初北上读大学,从成都到北京需要耗费三十八个小时。有时,找了很多关系也买不到有座位的票,只能买站票,意味着要站三十八个小时。若是春运期间,蜂拥而上的农民工将厕所也挤满,根本找不到地方上厕所。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三十八小时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那时还年轻,这样的罪还受得起。

保罗·索鲁搭乘的火车,大都是我当年坐过的那种火车,甚至是更糟糕的支线列车: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冷气,冬天像冰窟、夏天像蒸笼。列车员往往凶狠如暴君,视乘客如奴隶,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工作太累了。保罗·索鲁是旅行作家,坐过条件比中国更差的非洲、印度和南美国家的火车,他见怪不怪。但让他叹为观止的是中国火车上的厕所。他认为“中国的火车有时真是糟得可以”,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坐过的数十列火车上,“其中没有一辆的厕所不是脏得像猪圈”。火车上的厕所看起来像小朋友设计的杰作:“地板上有个洞,直径大概三十公分。这个厕所正以时速八十公里穿越中国北方的冰天雪地。厕所没有管道或挡板,透过地上的洞,可以直接看到底下的冰雪飞驰而过。冰冷的空气从洞口猛灌进来。如果有人傻到愿意使用这个厕所,他会发现他身体上一个通常不可能被冻伤的部位被严重冻伤了。奇怪的是,乘客一个接一个走进这间‘屁股急冻室’。”

一列火车车厢,往往就是一个随时变动的小社会。保罗·索鲁用不熟练的中文与在火车上偶遇的各种类型的乘客聊天。那时,中国人在火车上遇到“老外”的几率不太高,人们乐意跟“老外”聊天,多半还会“实话实说”。保罗·索鲁没有遭遇过“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他却发现,中国人在火车上的表现最能体现其民族性格,鲁迅说的“国民劣根性”并非闭门造车的词汇。“中国人穿衣服和打包行李都一丝不苟,可是却会到处乱扔垃圾,也可以把厕所搞成人间地狱。”

即便在当天就可以抵达的短途铁路旅行中,中国人还是有办法让整辆火车变成垃圾场。车上几乎所有乘客都在把有限的空间弄脏。有一次,保罗·索鲁发现,短短两三个小时内,乘客们就在桌上堆满东西——鸭骨头、鱼骨头、花生壳、饼干包装纸、瓜子壳、橘子皮、尿布等。他感到迷惑不解:“中国人有时很整洁,可是有时却会让垃圾堆积,这时他们不只是邋遢,甚至可以说是自得其乐,仿佛垃圾多是生活富足的表征。车厢中烟气弥漫,而且非常拥挤,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穿过走道,到处弥漫臭味,尖叫声此起彼伏。”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好面子,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却普遍缺乏公共道德,在不是自己拥有的公共场合,通常旁若无人、为所欲为。

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臭名昭著

一九八六年,文革结束不到十年,中国人彻底将文革抛到脑后,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人们不愿回忆、更不愿追责,受过迫害的人跟加害者和谐共存——有错的是四人帮及其爪牙:“那出为时整整十年,从内蒙到西藏、在中国所有城镇村庄上演的恐怖剧本,都是四个干瘪恶魔的杰作。没有任何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身份为当时的恐怖行为负责,没有人遭受审判。”在一次美国驻华大使举办的晚宴上,学者和翻译家、《一九八四》的译者董乐山告诉他说,文革比小说中的情节糟太多了。
保罗·索鲁发现,几年前还相当炽热的毛泽东崇拜如今已然降到冰点。他在上海的英语角与一位在抗战期间为美军当过翻译的老先生聊天时,老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毛泽东晚年患了痴呆症。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变了一个样,他不断犯错误,而且很容易被林彪和四人帮误导。”他遇到的一位大学生告诉他:“毛泽东不像任何其他中国人,我觉得他看太多书了,他开始想让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留名。他是个高傲而自命不凡的人物,他的行为跟皇帝没两样。”甚至连中共官方派去陪同并监视他的公务员房先生也表示,他厌倦毛泽东、厌倦政治言论,所有政治象征和歌曲都令他反感。

保罗·索鲁特意从长沙坐支线列车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参观。在文革高峰期,这里每天都有数万红卫兵和朝圣者来访,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络绎不绝的毛主义者前来参拜。但如今,毛泽东故居门可罗雀。故居的停车场有非常多停车位,许多是为大型巴士而设的,但没有任何一辆车停进去。毛泽东故居附近的宾馆和餐厅也都是空空荡荡的。作者感叹说:“韶山的汹涌人潮成为追忆,时间早已将这个小城遗忘,仿佛只留下鬼魅和回音。在其他地方,这种空寂的气氛很容易让人觉得沮丧,但这里的缺乏人气却带有某种健康的特质——还有什么比拒绝崇拜政治人物更健康?”

如奥威尔所说,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毛泽东故居所展示的,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造的历史。中共是伪造历史的高手:故居中有多达十八间展室用于介绍毛的生平,但仅有最后一间被用于呈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毛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时间在这里忽然被高度浓缩。展厅中完全没有毛信任和重用的妻子江青的影子,也没有其亲密战友林彪的名字,这两个在毛的生命历程和中共党史中相当重要的人物被人间蒸发了。整个一九六零年代只用一张照片代表——一九六四年,中国首次进行原子弹试爆。除此之外,那十年仿佛完全不存在。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的大饥荒和文革没有任何史料来呈现。

毛泽东博物馆内设有一间纪念品商店,但里面没有毛主席像章、没有毛主席画像、没有《毛语录》,也没有其他毛的著作。保罗·索鲁问售货员,什么时候才会贩卖毛的物品?对方懒洋洋地说,那些东西卖不出去。要是在文革时代,单凭这一句话,这位工作人员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有趣的是,这里出售的商品无不呈现出毛生前厌恶的资本主义的色彩:带有香港女星彩色照片的钥匙圈、香皂、梳子、面霜、花生糖、香烟等。

保罗·索鲁将毛泽东故居形容为弥漫着霉味的老旧的邪教圣堂,“教徒早已夺门而出,将身上的服装撕碎,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如今它的空寂,凛冽地反映出人们的漠然,“就某个角度而言,漠视比摧毁更戏剧化,因为它已然存在的事实只是更尖锐地嘲讽着它的曾经”。然而,保罗·索鲁还是没有真正读懂中国,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式的,同一个闹剧不久之后会按照同样的剧本重演。三十年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毛泽东再度被推上神坛,韶山再度成为红色旅游的目的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几乎就是对文革的拙劣模仿,毛借尸还魂了。

这一幕场景大概是保罗·索鲁做梦也想不到的:二零二一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在颁奖典礼上,零零后选手鲍珊菊和钟天使在其运动服上别上毛主席像章——这是一九八四年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首次出现的场景。

“现代旅行文学教父”保罗·索鲁年轻时的照片 。(Public Domain)
“现代旅行文学教父”保罗·索鲁年轻时的照片 。(Public Domain)


唯有亲眼见过西藏,才能理解现在的中国

一九八六年的中国,没有人佩戴毛主席像章,也没有人在家中悬挂毛主席像。但保罗·索鲁带到西藏、送给藏人朋友的每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都被对方奉若珍宝、顶礼膜拜。藏人对达赖喇嘛的爱远比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爱坚韧持久。就此而言,虽然达赖喇嘛流亡在外、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他从精神上打败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每一个中共党魁。

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当然不是后来在人们的回忆中被高度美化的“黄金时代”、“解放时代”或“自由时代”,邓小平的暴政比毛的暴政有所收敛,但共产党依然时不时地“亮剑”:一场“严打”,刑场留下数十万冤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亦堪称小型文革的回潮。但是,从保罗·索鲁当时可以到中国所有的边疆地带——内蒙、新疆、云南、西藏等地——自由旅行这个细节就可看出,那时即便对外国旅行者而言,自由度也比后来大得多。

今天的西藏,外国人很难进入,更不可能携带大包达赖喇嘛的照片进入——这样的外国游客,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尽管今天中国修通了青藏铁路,却没有给藏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反之,铁路带来的是更多的奴役。这种二元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当藏人表示连那些公路和学校都是中国对西藏施暴的象征,中国人似乎更相信他们面对的是一味留恋过去的野蛮民族。

一九八零年和一九八六年两次到中国长途旅行的保罗·索鲁,对中国的变革给与充分肯定,但也冷眼看透这场改革的限度,西藏和藏人被中国殖民奴役的命运就是其重要的参照系。就此而言,他比中国那些体制内的改革派、开明派知识分子都要聪明、深刻且更具有普世人权观念。他写道:“任何为中国的改革措施辩解或对其有所留恋的人都必须面对西藏,才不会忘记中国可以多么顽冥不灵、麻木不仁、而且物质主义。他们居然真的相信这是进步。”

当时,保罗·索鲁雇用了一位汉人司机开车载他到拉萨。结果,刚出发不久,这个大言不惭的司机就因为高原反应,将车开得翻倒在雪地和泥泞中。此后,只好由保罗·索鲁自己开车前行。这个走遍世界、看遍红尘的旅行家,对正在大兴土木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无甚好评,对青岛、昆明、西安有一些正面评价,赞不绝口的却只有拉萨。他写道:“拉萨是中国唯一一个从头到尾令我感到快活的地方,我热切地进城,欢喜地享受待在这里的每个片刻,非常不想离开。我喜欢它的小,它的友善,它车辆稀少的平坦街道,而且每条街道尽头都是一幅壮美的西藏高山景致。我喜欢这里的清澈空气和灿烂阳光。……在更远方,山峰更高,颜色更蓝,更深厚的积雪使它们的轮廓更加柔美。”这就是旅行家与普通游客的天壤之别:一般人只满足于到此一游,喜欢高楼大厦;而旅行家却能在一般人认为是不毛之地的地方发现真正的美。

保罗·索鲁对藏人的命运充满同情,但更多的是钦佩:“西藏人天性中没有当机器人的成分。身为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的后裔,作为全世界最空旷地区的居民,他们高度独立,比任何雷锋之辈都有更高的自主性。他们几乎永远面带笑容,他们很少显得疲劳倦怠。他们动作迅速,但总是不慌不忙,从来不需要跑步赶路。”反之,他讽刺那些自以为进步和现代的中国人说:“中国人自己过于孤立,无法理解许多有理性的人类对他们提供的进步和现代化版本是多么深恶痛绝。这个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缺乏敏感度,以及他们的孤立所导致的笨拙。总之,他们的认真严肃毫无用处;况且这种严肃并不代表他们特别聪明睿智,因为严肃的态度经常表示某个人其实空洞而愚蠢。”可惜,没有中国人愿意倾听他的逆耳忠告。三十多年后的中国,正是在这种摧毁一切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向上夺命狂奔。

学生运动能将中国变得更好吗?

保罗·索鲁乘坐火车,从欧洲穿越苏联、蒙古到中国,一路上,他观察到“波兰的愤懑、俄国的郁闷、蒙古的困乏”,“那种自我压抑和与其相对的贪婪,那种食物短缺,满街破车的情形”。与之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正在迅速转变,一派全新的气氛和兴旺的景象,短短不到五年时间,中国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中国人从谨小慎微变得畅所欲言,对他这个外国人相当友好、坦诚、热情。几乎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人们担心的只是这一政策可能被终结、邓小平会不会像晚年的毛泽东那样因老糊涂而犯错误。

经过再三请求,保罗·索鲁见到一名中宣部高级官员。这个自称姓胡的官员,穿西装打领带,有点赵紫阳那种“新形态的共产党员”的范儿。他英文流利,有时会说一些真话。但他的谈话表明,官方的开放政策,只是希望政治上有限的改革带来经济发展,不包括启迪人心、发挥快乐的想像力这些东西,更不包括西方的民主、多党制和选举。

保罗·索鲁到中国这一年,正好发生毛时代之后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此下台。那时,并没有多少中国人同情和支持胡耀邦,有人告诉他,胡耀邦“真正的问题是他太多嘴了”。更有人说,胡耀邦太过冲动,“这种人能当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吗?永远不能”。三年后,因胡耀邦突然去世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并不是人们有多么热爱胡耀邦,而是藉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就如同文革后期,因周恩来的去世而引发“四五”运动一样,人们只是藉此表达对毛泽东倒行逆施的不满。周恩来只是用来“草船借箭”的,至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所有罪恶都有份参与的事实,人们选择暂时视而不见。

保罗·索鲁发现,学生的不满非常真实,但也有些迷乱。他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与一群溜冰的学生交谈,一名哲学系学生告诉他:“中国很多学生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权力意志。”这时典型的尼采的用词,但如何使用“权力意志”,这个对外来思想生搬硬套的学生则语焉不详。他进而观察到学生的抗议活动带有某种仪式性的期末成分,是半吊子的:“高昂的兴致,逗趣的帽子,一定程度的搞笑。”后来,这些特征在八九学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学生们没有想到,一场街头嘉年华会演变成一场大屠杀。

保罗·索鲁已隐约感觉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将降临:政府改革开放的速度和方向,与民间尤其是急不可耐的学生的期待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张弓越绷越紧,迟早有断裂的那一天。中共当局从来不想进行真心实意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取缔中共一党独裁的地位。另一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应当如何改革却并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受制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主义传统,以及更长远的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以“精神”作为“组织原则”,却一次次酿成大祸。用思想史家林毓生的话来说就是:“用‘精神’来聚集与发挥的‘政治诉求’必须坚持它的完整性与崇高性。这种无法妥协的精神性(或宗教性)政治活动,直接引发了中共领导层的恐惧感,并导致了他们,在其他条件的影响下,过度的反应。”保罗·索鲁离开中国三年之后,北京及他去过的许多城市,卷入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中国由此与走向自由的可能性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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