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解读 | 余杰:中国还有更大的悲剧-- 余英时《余英时评政治现实》

202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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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解读 | 余杰:中国还有更大的悲剧-- 余英时《余英时评政治现实》 《余英时评政治现实》封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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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为何要在史学研究之外写作政论?

余英时的“本行”是历史学,他不是专职的政治评论家,但他的政治评论因为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为支撑,往往鞭辟入裡、力透纸背,远非中国国内的公知、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以及台湾的名嘴们所能企及。余英时生前没有亲自编辑过自己的政论集,这本《余英时评政治现实》堪称填补了此一领域的空白,让过去读过余英时很多学术著作的读者了解到更丰富、更全面的余英时。

其实,早年流亡香港、求学新亚书院时,余英时就曾在“第三势力”创办的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这些讨论民主自由的文章,曾为他惹来过灾祸。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将他列入黑名单,不给他发放中华民国护照,致使他到哈佛求学的计划被延误大半年,最后不得不以无国籍难民身份入境美国。

余英时晚年对中国现状的批评愈发尖锐,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愈发悲观,心境与晚年的陈寅恪非常相似。陈寅恪去世前不久被迫作“口头交代”,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余英时读陈寅恪《寒柳堂集》,曾赋诗曰:“哀时早感浮江木,失计终迷泛海舟。……谁教更历红羊劫,残诗和泪写孤负。”他生活在自由的美国,自然不必担心像陈寅恪那样受到中共直接的逼迫,但面对日渐沉沦、越发残民以逞的中共政权,他与陈寅恪一样是“读史早知今日事”、“莫指幷州作故乡”。陈寅恪在一个盛行迫害的时代写作,只能像列奥·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所说,以“迂迴方式”和“真理的节约”来“隐微”地表达,以避免遭到更严重的迫害;而曾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做出释证、解读出其“暗码系统”的余英时,在表达对时事的看法时,则直抒胸臆,全无禁忌,完全做到“我口说我心”、“我笔写我心”。

五四运动前夕,生正逢时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归国,引领新文化风潮,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祭酒;而生不逢时的余英时在赤潮席卷中国之际,被迫离开中国,在陌生的美国学术界打开一片天地,转而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学术影响华语世界,在比胡适更为艰困的时代,达成甚至超越了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在退休之前,余英时已在美国主流学术界取得顶尖的学术地位,其多部著作在华语世界洛阳纸贵。若是爱惜羽毛,他本不必写作政论,或通过接受媒体访问等方式,直接表达对时政的看法。然而,他却“以一人敌一国”,挺身直面中共暴政,导致其著作在中国被下架,甚至在香港的学校也遭查禁,版税收入损失巨大。此前,余英时为自由亚洲电台定期制作专栏节目,有一度自由亚洲电台经费困难,他主动提出不要稿费也要延续下去。可见,余英时介入政治评论并不能增加世俗意义上的名利,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得不偿失。那么,余英时为什么要写作政论呢?

一九二九年,胡适曾把“鹦鹉救火”的故事引用在《人权论集》序言中,他说:“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余英时也曾引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鹦鹉救火”的故事说:“我当时并不敢奢望可以感动天神来灭火,但是我的确觉得自己是曾经侨居陀山的鹦鹉,不能不在故山大火之际尽一点心意。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我在香港所写的一些不成熟的东西都可以看作鹦鹉羽翼上所濡的水点。”可以说,从一九五零年代直至其临终前的政治评论,都是其“鹦鹉救火”情怀的体现。

六四是评价中共政权的分水岭

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廖天琪在一篇怀念姐夫张灏的文章中谈及,张灏生于抗战期间,小时候经历过日本人的轰炸、逃难,因此民族情结很深,对许多抗战歌曲十分留念,像《松花江上》、《长城谣》,有时跟友朋相聚,高歌那些壮怀激烈的曲子,催人泪下。“民族情结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思考不无影响。记得他对邓小平的改革寄予厚望,虽然他对共产极权是绝然抗拒否定的,他认为毛泽东没有让中国人站起来,但邓小平做到了。可以想见往后八九的天安门屠杀,对他造成何等巨大的打击,真可说是再度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幻灭。”此一冲击,不亚于当年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出版后,欧洲和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幻想的破灭,以及柏林墙倒掉、苏联东欧共产政权崩溃后,西方知识界的转变与重组。

余英时与张灏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两人都有相似的人生历程。六四屠杀将邓小平打回“毛二世”的原型,将中国打回屠宰场和垃圾场的本相。张灏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因六四而剧变,一九八零年代的乐观期待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余英时大致也有这种转变。在本书中,收入余英时写于一九九三年的长文《一位母亲的来信》,提及在一九九二年初收到表妹张先玲来信,告知其儿子王楠在六四屠杀中遇害的经过。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间,余英时曾在张家住过一年,一九七八年访问北京时,他也曾见到过张先玲及其八岁的儿子王楠。读完来信,余英时悲愤交加地写道:“由母亲亲笔写儿子在天安门被屠杀的经过,这是我所读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还附了死者的一张照片和北京广播电台转播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级时所写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慈爱而又互相了解的关係。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为朋友,这样才能消弭代沟于无形。这明明就是一个充满着推己及人的爱心的好孩子,但这样一个刚刚开始茁壮成长的幼苗却活生生的为北京屠夫扼杀了。他中弹倒下去的时候竟‘不准抢救’,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野蛮的政权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如同曾任周恩来英文翻译和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在六四后挂冠而去,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绝不在刺刀下当官”;也如同狱中的刘晓波在知道自己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说,“这是给六四亡魂的奖”;只有一面之缘的侄儿王楠遇害,让余英时发誓不与暴政为伍:“北京亲戚的来信给我新添了一层切肤之痛。天安门前已干的血和我的体内尚在的流动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这个十九岁的高中生为了‘伸张正义’,为了‘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这将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怀的一个悲痛记忆。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对大陆的民主运动做出任何直接的贡献,但是为了不愧对这个孩子,为了不能让这个孩子的血白留,至少至少,我必须也‘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以此而论,一个历史学家,若不能捍卫记忆,历史研究又有什么价值呢?

此后三十二年,余英时守住了誓言。他的若干同代学人争先恐后接受中共统战、到中国“发大财”、享受中国崛起的“红利”——香港的饶宗颐、美国的杜维明、台湾的李敖都成为中共座上宾;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李泽厚、刘再复不甘寂寞,以“告别革命”为投名状,“回流”中国;就连余英时帮助过的若干流亡学生领袖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员,也纷纷向中共低头认错,或创作《知青颂》全球巡演,或参与亲共侨领举办的反对建立六四纪念馆的活动,或以亿万富翁身份回中国与红色资本家一起“多财善贾”。若余英时放低身段,来一趟衣锦还乡,必定能获得比以上诸人更高规格的接待,拿到更多“封口费”,但他择善固执,不与恶合作,“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大一统是最坏的思想,儒家已是孤魂野鬼

反共是常识和常理,但在中共以“低人权优势”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反共就成了一条自绝财路的“少有人走的路”。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以不喜欢共产党,但何必跟钱过不去呢?毕竟能站着赚钱的人,是极少数。近年来,坚持反共立场的人越来越少,台湾的国民党亲共,美国的华尔街亲共,德国的默克尔政府亲共,俄国的独裁者普京亲共,共产党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中共确实没有夸口。

在本已人数稀少的反共群体中,大部分人未能突破民族主义的魔障,只是形式上反共,而非精神上反共。他们批评共产党,却不愿支持图博、东突厥斯坦、台湾和香港争取独立的斗争。在海外民运及海外华人学者中,有人一开口就是“西藏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台湾与中国统一,中国才能冲出第一岛链”之类的言论,仿佛他们是中南海国师,其实他们是被中国政府放逐、通缉的流亡者。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其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淡化,填补此一真空的正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天下帝国理念复活,中国的官媒上,类似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之类的说法早已绝迹,处处都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类赤裸裸的帝国语言。习近平的中国,与其说是斯大林的苏联的翻版,不如说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翻版。

余英时不仅反共,更反对大一统思想。早在一九九一年,余英时接受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采访时就指出,中国的出路是“合久必分”,中国要避免以暴易暴的演变,“最好的办法是分裂”,“各地自治,让大一统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大一统解体才能带来思想解放”。他的这一构想,比李登辉饱受抨击的“七块论”早,也比启发李登辉灵感的王文山《和平七雄论》早。一九九九年,余英时接受旅居法国的安琪访问,直言“大中国思想是很坏的思想”,“中国老大做惯了,很难适应近代国家处境”,“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背后最强大的力量一直是民族主义。国家一直没有真正上轨道,回不去唯我独尊的地位,受挫折后变成非常自卑,有时候极端排外”。这些论述,准确地预言了此后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趋势。余英时发表这些言论之后十多年,才有中生代华裔学者展开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如在日本的王柯、在美国的王飞凌和刘晓原等人。

这本《余英时评政治现实》,横亘了余英时晚年长达三十多年时间,可从中看出其思想嬗变的脉络。余英时的某些思想和关切始终不变,比如批判中共一党独裁、批判民族主义的蒙昧;但某些思想却在不断调整、演变与升华中——比如,他早年如纳粹时代流亡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那样宣称“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他是钱穆的弟子,尽管与钱穆存有一定的思想分歧,但毕竟受钱穆影响,对儒家有相当的同情和理解,被人视为第二代“新儒家”;但是,到了一九八八年,他即提出“儒学游魂论”,认为中国及东方不可能通过復兴儒学来对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正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政府的做法),失去礼仪、典章、法律、族规、家法等建制的儒学,已不可能在公共领域实现“治国”和“平天下”,至多在私人领域帮助“修身”,他也公开否认自己是“新儒家”。

余英时在其生前最后一部着作《余英时回忆录》中承认,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对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发生了一种接引的作用。首先,儒家特别注重“均”的观念,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无孔不入,“为中国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奠定了一种心理上的基础,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应”。其次,儒家还有一重要价值,就是“公”和“私”的尖锐对比,“公”是善,而“私”是恶,儒家没有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的观念,这又构成清末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背景。由此,晚年余英时超越了感性上的“中国文化情怀”,在理性的高度上指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陷。

“美国政府如果早点听余英时的,可以减少很多不幸”

余英时的政治评论,与一般的政治评论的差异在于,他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鲁迅式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是将具体事件放在宏大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关係脉络中,故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让读者跟随他一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一九九六年发表的《海峡危机今昔谈》一文中,余英时从海峡危机谈起,直截了当地指出基辛格以来美国对华“全面牵缠”政策的失败。所谓“全面牵缠”,就是美国缠住中共不放,从贸易、国际事务到人权问题、海峡两岸关系等都不断与中共作“理想的”交涉、对话、磋商。这个假想建立在中共通过改革开放,会变得愈来愈理性,甚至主动或被动走向民主化的基础上;同时又寄望于中国通过经济发展,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个中产阶级必然要求民主自由——这是民主化第三波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在一九九六年,余英时就发现此一政策和期待完全错了,错在对中共本质的错误评估上。胡适当年骂中国参与韩战是“疯了”,后来很多人都骂中共的若干行径都是“疯了”,余英时却指出:“中共露出它的凶暴本相并不是因为他们‘疯狂’,而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从邓小平开始,中共领导人对于美国‘牵缠政策’的用意便看得一清二楚。……邓小平将计就计,表面上完全接受了这个‘牵缠政策’。然而他内心则另有打算,即‘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所以,“‘牵缠’与否,其权完全操在中共手上,美国只有跟在后面转的份。……美国的‘全面牵缠’政策,自一九八九年以来事实上已成为中共予取予求的一个方便之门”。

可惜,余英时先知式的洞见,美国朝野二十多年来如风过耳。二零零六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余英时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奠定其崇高的国际学术地位。但这仅仅是对其史学研究的肯定,美国政治决策层始终未重视其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和在对华政策上的建言。这是美国政府的巨大失策,也是民主政府的一个重大缺陷——托克维尔和梁启超在访问美国时都发现,民主政府的运作机制容易造成优秀人才不愿加入政府,而庸才主导国家政策,又不愿采纳民间的高明意见。

长期与余英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是同事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在一篇纪念余英时的文章中指出,美、英、法等国都是正常的政权,人民和知识分子也都是正常人,从外部很难看穿中共的匪帮性质。这也是曾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担任高级官员的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的公开认错与忏悔——美方没有意识到,中共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制定了一个长远的击败和取代美国的计画,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错再错,重蹈了“农夫和蛇”的寓言。

余英时在一九九六年发表的洞见,直到二零一六年特朗普当选之后,才有了遥远的回声,美国痛失了遏制中国坐大的黄金二十年。特朗普政府彻底扭转“和平演变”政策,不是听取了余英时睿智的洞见,而是美国已被中国这条毒蛇咬得千疮百孔,丧失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铁锈地带锈迹斑斑,从中国涌入的芬太尼等毒品每年夺走数十万美国人的生命,中国企图将太平洋作为其内海(近日,中共宣佈台湾海峡是其领海)……作为爱国者的特朗普呼应了反击中国、拯救美国的潮流,可惜亡羊补牢,实在太晚。正如林培瑞所说,美国政府在应对中共上,没有谘询、倾听余英时这样了解中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顶尖学者的见解,非常可惜,“如果早点听余英时的,可以减少很多不幸”。这个遗憾,一直要到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重用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才打破。

《余英时评政治现实》这本书,值得每一个反抗中共暴政的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图博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仔细阅读,也理应成为关心中国议题的西方读者特别是对华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书。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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