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解讀 | 余杰:上海離德令哈只有一步之遙 -- 史明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

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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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書解讀 | 余杰:上海離德令哈只有一步之遙 -- 史明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 史明智在採訪中
Julian de Hauteclocque Howe攝

那些追夢的人,如今在哪裏?

一九二零年代早期,四度訪問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風在《魔都》一書中誇張地寫道:“在街上行走的,男的你就當做是盜賊,女的就當做是娼婦吧。”這種話今天可不能亂說,是嚴重辱華。

在辛亥革命之後五年來到中國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每天都寫報道寄回日本發表。他喫着油條,看着《新青年》,行走在上海這座比東京更繁華的城市的大街小巷。他發現,滬上文人大都有“叫局”(招妓)的風習。在雅敘園的局票上,“角落裏還印有‘勿忘國恥’的字樣,以鼓動反日的氣焰”——這就是中國特色:招妓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招妓。他在街頭看到有人買賣孩童,對方告訴他:“小點的三塊錢,大些的五塊錢,想要更大一點的孩子,那家的姑娘十五歲,五十塊帶走。”他拜會了曾留學東京大學的激進知識分子李人傑(李漢俊),聊到對時政的看法。李說,“現代之中國無民意,無民意則革命不生”。四年後,中共一大在李人傑家中祕密召開,因引起巡捕房注意,又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與會者之一就是日後將改變上海和中國的“英雄”毛澤東。李人傑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桂系將領捕殺,沒有看到中共建政後,爲了提防革命而扼殺一切民意。最資本主義的上海,卻是中國共產黨的搖籃,這一矛盾的雙重身份,至今仍然在困擾着上海。

將近一百年後,美國國家廣播電臺的記者史明智在上海居住數年,對已然翻天覆地的上海作了系列報道。《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是他第一本着作,用白描手法勾勒被官方的“大夢”遮蔽的若干上海小市民(很多是外地移工)的“小夢”。他並不認同習近平的“中國夢”,認爲“將人們的夢想(人類最私密最個人的財產之一),拿來實現國家與黨的目標,聽起來跟毛澤東時期的共產黨指令沒有什麼兩樣”。他也發現,“真正打從心底相信共產黨的人寥寥可數。這個政府從掌權就一次次地證明自己並不值得信任,對其抱有信心簡直太傻”。他更發現,在長樂路上,很多平凡人有自己的夢想,並努力追尋其夢想,他樂觀地期待由此出現中國美好的願景。

史明智筆下,有來自山東鄉村、經過多年打拼在長樂路上開了一家花店的趙女士,雖然她沒有辦法讓兩個兒子在上海讀書並參加高考,但她讓他們成了半個上海人;還有來自湖南衡陽的青年小陳,他靠做意大利手風琴公司的中國代理而致富,在長樂路上開了一家洋氣的三明治店,雖然這家店沒有賺到什麼錢,但他希望這店成爲夢想的起點;還有擔任美國最老牌廣告公司智威湯遜上海分公司企劃總監的陳亨利——這名在上海長大、畢業於復旦大學的青年,相信中國年輕人正在以西方的方式追求個人主義,更相信中國的文化根源與遺產能讓中國“所向無敵”;還有一個由高階主管和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組成的重機車隊,他們在工作之餘駕駛着各自的坐騎到西藏和新疆旅行,由此找到一種自由情懷和生命激情。這一面的上海與中國,生機勃勃,活力四射,良善美好,有一種美國“鍍金時代”的氣息。然而,在史明智寫下他們的故事不到十年之後,在暴力封城的上海,他們還安好嗎?他們的夢想還能持續下去嗎?

那些夢想被掠奪的人,不會停止抗爭

史明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Public Domain)
史明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Public Domain)

史明智用更多篇幅描述那些夢想被掠奪的人。追求夢想、正在實現夢想和已然實現夢想的人,畢竟是少數;在上海和中國,夢想被掠奪的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極少“在沉默中爆發”,而通常“在沉默中滅亡”。史明智趕上了上海經濟成長的爆發期,每天都有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但每天又都有人的尊嚴被踐踏、人的生命被毀滅。正如郁達夫當年在《傷感的行旅》一書中所感嘆的那樣:“江南的風景,處處可愛,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

史明智講述了麥琪裏遭到強迫拆遷的故事,儘管居民堅持抗爭多年,仍抵擋不住政府的怪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屈指可數,唯一感興趣的事情就是圈地賣錢。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三名暴力拆遷的流氓在麥琪裏四處放火,驅趕拒絕搬遷的住戶。在這裏居住一輩子的七十多歲的朱水康和李杏芝夫婦在屋子裏被燒成兩具焦屍,朱水康是曾經參加抗美援朝作戰的老兵。他們是爲捍衛私有財產而被燒死,跟追求言論自由和臺灣獨立而自焚的鄭南榕、跟因抗議中共暴政在布達拉宮前自焚身亡的藏族歌手才旺羅布(以及其他數百名自焚的藏人)同樣是“生得偉大,死得光榮”。未來上海成爲東亞自由港或自由邦的那一天,未來上海重新恢復工部局式的自由秩序與治理的那一天,應當豎立起朱水康和李杏芝的塑像。

史明智多年追蹤“釘子戶”陳里長和謝國珍夫婦,堅持數年之後,他們的房子仍然被推倒,家中的一切不翼而飛。他們去徐彙區政府抗議說:“一九三零年代的日本人都沒有搶走我的房子,四零年代的國民黨也沒有,它甚至撐過了文化大革命。但現在一羣法外之徒就這樣搶走了它。”他們在抗議信中寫道:“只要擁有權力,你們就能踐踏體制,侮辱人民,也能侵犯人民的人權。我們實在太天真,相信報紙與電視的報導,誤信政府對人民所做的承諾。你們可以奪走人民的土地,但終究失去我們的信任,而信任纔是國家的基石。”陳里長當着史明智的面泣不成聲:“我們失去了尊嚴,失去了安全感。什麼都沒了。政府嘴巴里說着中國夢,但到底是誰的夢?”

史明智還寫了將上訪當做生命支柱的六十一歲的奚國珍女士的故事。強迫拆遷發生時,她被拆遷人員架走,手指被折斷,丈夫被困在家中,家中很快起火。官方隨後宣稱其丈夫自焚身亡,而她相信,丈夫是被打死後縱火湮滅罪證。她屢屢到北京上訪,被捕、被關押在黑監獄、遭毆打成爲家常便飯,身體很快垮掉了。她的兒子偉祺經歷了這場災難後,拼命學習,考上美國康奈爾大學並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課題正是中國的房地產與資金流。他的父親爲此而死,母親一輩子都在爲此如西西弗般奮鬥,他經過研究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對私產的尊重與否將會決定其成敗:“一旦政府懂得尊重私人財產的概念,也就有機會培養一羣不必擔心自身安危的權貴。一段時間後,這羣人會變得相對理性,也會學會爲了建立一個更好的國家而彼此妥協。”

史明智採訪偉祺時,偉祺在香港的一家跨國公司工作。他的母親因爲上訪的“前科”和檔案中的“污點”不被允許出境,無法到香港探望兒子。偉祺到香港工作,很大原因是希望離母親近些,坐兩個小時的飛機就能回上海探望母親。他對中國未來變好充滿期待,他假設統治者跟他一樣擁有理性,即便是冷酷的利己理性。然而,習近平政權毫無理性,不到幾年時間就摧毀了英國統治一百多年纔在香港建立起來的自由與法治。不知如今偉祺是否已離開香港、回到美國?

一場新的國進民退、化私爲公的運動正在中國大力展開。最具風向標意義的一個案件是:二零二一年七月,河北民企大午集團創辦人孫大午被判刑十八年。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其資產遭拍賣,估值逾五十億人民幣的資產以底價六億多成交。孫大午的兒子孫福碩在致習近平的公開信中寫道:“我無法解釋大午案被政治化、敏感化、妖魔化的魔幻現實。”全體集資人發表聲明,對集團被低價拍賣“深感震驚、痛心和擔憂”,指司法機關強制拍賣,不僅對企業和員工極不負責,也損害集資參與人的利益。然而,這些抗議如犬吠火車,習近平置若罔聞,在中國保護私有產權只是一句空話。

當宗教信仰淪爲裝神弄鬼,就如同傳銷組織

史明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Public Domain)
史明智《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Public Domain)


習近平的“中國夢”並不能安頓中國人的靈魂,一場“中國靈魂爭奪戰”正在開打。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曾發佈一份以此爲主題的報告,研究中共宗教控制政策的演變,及公民對這些政策的反應。報告的起草人之一庫克指出:“共產黨嚴格的控制,使得得到國家認可的官方宗教機構無法滿足中國社會對宗教的需要。結果是,中國存在一個巨大的宗教黑市,迫使很多信仰者在法外從事信仰活動,將政權視爲不講理、不公正、不合法的政權。他們既包括道教徒,也包括基督教新教徒,以及藏人佛教徒。”他認爲,在中國靈魂的長期爭奪戰中,最終失敗的會是拒絕改革的共產黨。

普利策獎得主、前《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張彥有一本名爲《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的着作,書中寫到在北京舉辦茶會和香會敬神的羣衆、在鄉間爲人舉辦喪儀看墓的風水先生、學習氣功與國學的知識份子,以及成都基督教歸正教會秋雨之福的牧師王怡及會衆。在其筆下,這些人基本上都是真正的信徒,相信其宗教信仰能讓自己變得更好,讓他們與某種更高的觀念與存在連結,乃至幫助更多人、改善衰敗的公共生活。若沒有宗教信仰,中國將變得非常可怕,北京大學倫理學者何懷宏坦陳:“野蠻殘忍層層堆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張彥提出這樣的觀察:“繁榮的新時代中,卻隱藏一股憤怒與暴力的暗流,人們在網際網路上更可以感受到這一點。”但正如有評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張彥寫出中國宗教生活復興中的陽光,卻有意無意迴避了陰影——這本書似乎只寫出華人宗教信仰中“上半部”的世界,更爲隱微、細碎卻盤根錯節的“下半部”仍躲藏在陰影之中。

史明智的《長樂路》不是以上海市民的宗教信仰生活爲主題,卻在部分章節中涉及這一面向。他是高度理性的無神論者,不認同傳入中國的基督教等西方主流宗教,對中國的佛教等傳統宗教更缺乏興趣。但他發現,中國正深陷一場道德危機,政府無力提供出路,民衆遂自發尋求能“安心”的精神資源。在他描寫上海人的宗教生活時,偏重負面與荒謬的部分(或許他剛好觀察到這一面)。

傅大嬸帶史明智去一家非官方的靈恩派教會聚會,他跟教友們一起排隊喫飯,彷彿身處一個大家庭,“大家的表現都很文明,沒有人推擠、吐口水或插隊”,但他不喜歡五名身穿黑色迷你裙的女子在臺上帶領唱的新潮歌曲,也頗爲排斥會衆站起來鼓掌、舉手、閉眼握拳唱歌的形式,認爲這有點像美國南方的靈魂樂。據說當過罪犯、手上戴着勞力士手錶的江牧師的講道,更讓他反感:“江牧師這套佈道內容顯然已經說過數十次,甚至可能有數百次,已經把笑話的用詞與節奏修飾得非常完美。……他的發言有一種特別的節奏,一應一答的韻律,更教人無法抗拒。對於像傅大嬸或者其他年齡夠大的人,這也會讓他們聯想到一九六零年代的政治集會,上千名紅衛兵齊聲大喊‘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各種口號。這類重複性的字句會觸發一種催眠效果。”傅大嬸除了上教會,也熱衷於參加傳銷活動,還帶着史明智去傳銷組織面談,企圖將他發展成下線卻沒有成功。其實,背離真理的教會跟傳銷組織又有什麼差別呢?

史明智還拜訪了在長樂路巷弄內的“國學新知”研究中心。其創辦人徐淵介紹說,中心創辦僅兩年,就有超過五萬名年輕人蔘加過他們舉辦的活動。他希望讓年輕人重新認識孔儒思想,尤其是孝親觀念。史明智注意到,其推廣海報的標題是“中國夢,我的夢”,這六個字顯示儒學或國學是中共當局有意倡導的。徐淵與他的前輩、張彥曾在書中寫到過的、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南懷瑾一樣,對儒學服務於權力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藉機發大財。

開三明治店的小陳帶史明智去了一間位於遠郊的寺廟。主持是一位低調的藏傳佛教和尚,信徒或其家人大都患了中西都醫無法解決的疑難雜症,前來求助。師父與信徒的對話,宛如醫生診斷病人,他提出的診治方案是非常規的:或買鱉放生,或去普陀山拜觀音,或停止服藥。師父自信地對一位希望解決女兒自閉症問題的母親聲稱,“叫那些北京的醫生去檢查自己的腦袋,聽起來有毛病的是他們。”史明智用頗爲戲劇化的筆法描寫信徒與大師交流過程,此種宗教無疑已經淪爲雜耍騙術。

從“上海人在德令哈”到“上海人在紐約”
曾經被勞改的吳宏達。(本臺資料圖片)
曾經被勞改的吳宏達。(本臺資料圖片)

本書中最動人的一個故事,是史明智在偶然的機會發現了一包半個多世紀之前的私人書信。寫信的人是一九五七年被捕的上海小資本家王銘,三十五歲的王銘被送到一千六百公里外的青海德令哈勞改農場,一直到毛澤東死才獲釋。在那個信件被嚴密檢查的時代,長達二十年間的家人通信,通常以抄錄毛語錄開頭,文字平淡、冷漠而內斂,卻不乏微言大義。一開始,是王銘的妹妹給他回信,他的妻子必須假裝與丈夫斷絕關係才能帶着孩子在上海掙扎着活下來。十年之後,王銘才收到妻子的信,他懇求郵寄去孩子的張片,以及以前的照片,特別是“我還在家裏的大合照”,“每次只要沮喪,我就會反覆仔細閱讀你的來信和照片,這對我的健康有益”。這真是讓人慾哭無淚、於無聲處聽驚雷。

在這裏,我看到了德令哈這個地名。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地名,是在北大校園詩人海子的抒情詩《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夜色籠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這是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除了那些路過的和居住的。”那時,我是一個浪漫的文學青年,對德令哈充滿美好的想像。後來,我在人權活動家吳宏達的自傳中再次看到這個地名,吳宏達也被關押在附近,其自傳中充滿生吞活剝一頭冬天凍僵的蛇之類的細節。再以後,我才知道德令哈來源於蒙古語中的“阿里騰德令哈”,漢語譯爲“金色的世界”——中共極權政府將蒙古人的“金色的世界”打造成納粹集中營東方版的勞改營,作爲蒙古人的我,豈能不怒髮衝冠、仰天長嘆?

王銘獲釋回上海的時候已經五十七歲,他的平反申請被駁回。家人對他不無怨恨,他後來孤獨地死在老人院,妻子和孩子都沒有出席他的葬禮。他和吳宏達的命運,是整整一代上海人的縮影。比他們更悲慘的人早已喪生在德令哈和夾邊溝等很多有名無名的勞改營,連墓地都沒有。那些最熱愛資本主義、最熱愛自由和獨立的上海人都被消滅了。後半生在美國首都建立以“勞改”爲名的博物館的吳宏達,二零一六年在洪都拉斯度假時意外地溺水身亡,象徵着勞改營倖存者那一代遁入歷史深處。

而王銘子女的故事還在繼續。王銘的第五個女兒多年前移居美國,二十年後的二零零八年,王銘的小兒子王學頌和王銘的妻子劉舒元通過親屬移民到了紐約,“上海人在德令哈”的悲慘故事終於轉變爲“上海人在紐約”的帶有喜劇色彩的故事。法拉盛的街道趕不上上海那麼巍峨宏偉,但在這裏,王氏一家至少可以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史明智在法拉盛圖書館見到正在努力學英文、考取技師資格的王學頌。史明智影印了所有的信件要給他,他卻拒絕收下,並表示沒有家人願意保存和閱讀這些資料,下一代更對那段歷史沒有什麼興趣。中國人本來以歷史爲信仰,如今卻以遺忘作爲生存的前提。這位被父親連累大半輩子的上海人,將所有的遺憾和痛苦都留在上海,鼓足幹勁在美國展開其人生下半場。如今,當他看到上海封城的種種慘劇時,或許會慶幸自己在中國國力臻於頂峯、上海經濟發展最快之時斷然離開,上海那個不能保護私有財產的地方不是他的家,美國纔是他的家。

史明智對上海的期望、對中國的期望一一落空了。上海未能像領頭羊那樣將中國帶向更富裕、自由與幸福,恰恰相反,極權主義的幽靈再度將上海捲入一個可怕的黑洞,就像一九四九年那次一樣。史明智在書中寫到的形形色色的上海人,不知道誰能在這場浩劫中物質與精神毫髮無損地全身而退。本書出版之後,他們身上繼續發生的故事,一定更是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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