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当我们谈论天花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三)

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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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唯色:当我们谈论天花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三) 乾隆皇帝老年肖像。
(Public Domain)


2、六世班禅喇嘛与天花(下)

接着是满清寿命最长,也最能打江山、坐江山的乾隆皇帝,就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也多次致函六世班禅喇嘛,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他来北京,肯定也送去了金银绸缎大礼包(比如有次随函赠予的礼物包括:“蓝宝石释迦佛雕像、五种彩带、佛冠、六种饰器具、黑色水獭皮大衣、珊瑚、玉鬘、水晶器皿、大缎数匹”[1]),甚至还在避暑地热河提前盖好了高仿的扎什伦布寺,要班禅喇嘛来给自己祝七十大寿(之前他的六十大寿时,在热河盖了高仿的布达拉宫);并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信中,近乎伤感地写道:“我已七十岁了……,生平能享受的最大恩荣是与你相见。”[2];“朕在加紧学练藏语,届时朕将派遣王公大臣往迎。既至与朕会晤,畅谈政教大事。朕因一睹班禅额尔德尼之慈容而获万千之福也。”[3]

唉,盛情难却,盛情难却,实在是盛情太难却了!同样因为天花理由婉拒过多次的班禅喇嘛问询周围人的意见,一些收到北京礼物的僧俗官员既是安慰又是催促地回复:“虽然一方面汉地气候炎热,易染天花,于身体不利,但朝拜汉地各个圣地,在他乡弘扬佛教,特别是与皇帝建立宗教联系,是对佛教的妙善庄严,所以这次以去为好。”[4]六世班禅只得冒险上路,一路缓缓而行,还在塔尔寺住了四个月。这是为适应水土,以防感染天花吗?与那时候所有的图伯特人一样,他亦忌痘,在家乡日喀则就因避痘,在僧众的强烈建议下时常易寺暂居。这在图伯特历史学家夏格巴·旺秋德丹[5]的著作中可以读到。六世的传记亦记录了他的言论:“众僧避瘟,寺院空寂,此乃不祥之举,故坚持讲习佛经,定期供养,乃为重要。……为消除冒渎晦气,上师僧徒向诸护法行酬补仪式,祈求保佑。”[6]

在去往北京的一路上,这些藏人都为天花纠结,因为已有人因不适汉地气候而出痘疹。六世班禅在诵经禳灾的同时,与随行的高僧、藏医多次讨论要不要接种疫苗。走到圣山阿尼玛卿,他让一百多随从用藏医学的方法接种了,但他却没有。走到蒙古的阿拉善丹结林寺,六世班禅继续与随行的高僧、藏医讨论要不要接种疫苗。他又让三百余随从都接种了,包括年长他十几岁的管家兄长在内,但他还是没有,对众人的恳求也一再拒绝。夏格巴在书中感叹,所有人皆成功接种,“但谁也不便为班禅喇嘛本人种痘而失之疏忽,这是一件愚蠢的事。”可这也太奇怪了,何以单单就班禅喇嘛他没有种痘呢?这绝对不能用“失之疏忽”来解释。

今天塑造的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喇嘛会面场景。(Public Domain)
今天塑造的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喇嘛会面场景。(Public Domain)


落藏永旦博士提供了这两个说法[7]:1、班禅喇嘛说自己得过天花,所以无须种痘。这倒是没错,但为什么他会在北京死于天花?天花这种疫病是不可能得了又得的。2、一路护送(监视)他的两位满清大臣不让他及随从种痘,理由是种痘适宜儿童,成人种痘危险。然而乾隆不是一再谕曰,没有出过痘、种过痘就不能进京吗?何况已经有眼前的事实证明,班禅喇嘛的数百随从都是成年人,全都接种成功,康复如常,那又何必以这个理由不让他种痘?

六世传记中有关路上的种痘记录不多,但这句值得注意,即他对管家兄长说:“你等种痘,即将到大皇帝殿前,如何是好?”[8]这是什么意思呢?觉得种了痘皇帝会不高兴吗?难道这也是他拒绝种痘的原因?然而他对两位满清大臣反对他的随从种痘,又据理力争:“……(如果)不给种痘,将此搁置起来。那么,若这些人身带病根,返回大藏区定会传染,使我藏区群众得此天花病而不得安宁。到那时,我等悔之不及矣!”可是,他不怕自己“身带病根”吗?唉,这一切实在是很费解啊,而这布满疑云的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历史上的谜团。

总之,如六世传记所写,“徐徐前往大清国”,他用了一年零一个月才抵达长城以北的热河,漫长的沿途为成千上万的僧俗信众包括藏蒙满汉等族人摩顶加持、开示佛法,并不时收到乾隆皇帝派特使赠送的各种珍贵礼物,包括御像,以示“等同朕迎接”;包括他随身携带的火镰,以示“喇嘛每日拂拭,如同见朕”,简直情真意切得无以复加;甚至还“特派人送来美味可口、长约一寻之大鱼”,不过班禅喇嘛吃鱼吗?要知道“藏区群众”的习俗是不吃鱼的。

当“供施双方首次会晤”的时日终于来临,七十岁的乾隆皇帝不但早早乘轿驾临热河,等候已久,还在互献哈达的时候深情道出专门学的藏语,那肯定不只“扎西德勒”[9]一句,六世一定感动不已。皇帝的生日大典是盛大的戏剧表演,类似于今日的“国庆大典”,须得四方来贺,八方来朝,才能彰显皇权威力和盛世风采。于是一个个“外蕃”受邀而至,包括蒙古、回部、台湾、朝鲜、越南、琉球等地的使团。据朝鲜使团随行作家观察乾隆帝与班禅喇嘛见面:“(皇帝)疾趋至,两手执班禅手,两相搐搦,相视笑语。……盘股坐。一榻两褥,膝相联也。数数倾身相语,语时必两相带笑含欢。数数进茶,……日既暮,皇帝起,班禅亦起,与皇帝偶立,两相握手,久之。”[10]

日日祝祷万寿无疆,盛大的宗教仪轨、人间戏剧此起彼伏。不久,班禅喇嘛前往北京,居住五世达赖喇嘛见顺治皇帝时下榻的黄寺;在雍和宫、黄寺多次举办盛大法会,与皇帝互赠贵重礼物;去皇亲国戚及贵族宅邸开光祝福,游北京名胜古迹如圆明园等;赴“盛大宴会,观看演出,利用一切间歇时间拜会宾客”[11]。就他个人而言,固然是出于“为以皇帝为首的上、中、下级官员灌顶讲经,引上成熟解脱之道”[12],然而如此密集又广泛的公共活动肯定很累很辛苦的,如霍普金斯写:“几个星期后,1780年11月或12月,42岁的班禅喇嘛在黄寺死于天花”。去世时间不确切,是这位西方学者的叙述不严谨吗?这可能是因为藏历、中国农历与公历不同的原因所致。毕竟这么重大的事件,藏、满、汉三种文字都应该是有记录的。

为接待六世班禅喇嘛,乾隆皇帝下令在热河建须弥福寿之庙。(Public Domain)
为接待六世班禅喇嘛,乾隆皇帝下令在热河建须弥福寿之庙。(Public Domain)


依夏格巴的记录,六世班禅喇嘛是藏历铁鼠年7月21日到热河的,9月1日到达北京的,10月24日感觉不适,11月1日去世,历时三个多月,生病仅七日。唉,这个外貌“肉多骨少,无清明英俊之气”但“语响殿宇,如呼瓮中”[13]的雪域藏人,最终还是被,或者,据说是被,天花这夺命的无常杀死了,就在富饶、陌异而深不可测的中国皇城。

夏格巴如身临其境,写乾隆帝来黄寺吊唁,喊了一声“我的喇嘛”就昏厥过去,醒来后“以汉藏两种方式进行了许多天隆重供祭”;用七千两黄金建造供奉法体的灵塔和塑“相我者”金像;并在黄寺也建衣冠塔,内有六世的“衣服、鞋子和念珠”;另外还加赠大量金银财宝、稀世珍品,亲自写诗歌颂喇嘛功德。看上去乾隆帝无比虔诚、无比痛苦、无比懊悔,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更相信数百个失去了依祜主的藏人才是真正地心碎了,“犹如漂泊于荒野之中”,于三个月后,失魂落魄地护送着金色的舍利灵塔和无数财宝踏上了回家的路,走了半年才抵扎什伦布寺。没有比这更无常、更魔幻、更莫测的悲伤之行了,就像是从地狱归来。这可真的是史上最奇特的千里迢迢赴死之旅!藏人们得到了什么呢?哪怕是赠与了无数座金山银山,又如何能抵心目中无量光佛的化身?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厄运了,比如西藏政府在尼泊尔定制的章嘎银币被掺假而发生纠纷;六世班禅喇嘛的兄弟阋墙;廓尔喀人两度进犯掠财引发藏尼战争;满清大将福康安1792年趁势率兵入藏,以援军为名协同藏军战败廓尔喀人;然后就是乾隆皇帝趁势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4],第一条就是堪称重锤的“金瓶掣签”,要求图伯特和蒙古的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当须在特别定制、专程送去的一个金瓶里抽签,最后由满清皇帝拍板定夺。

注释:

[1]摘自《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337页。
[2]《西藏探险》第二部第四章,(美)约翰·麦格雷格《(John MacGregor)著,向红茄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384页。
[4]《藏区政治史》:夏格巴·旺曲德典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1992年。
[5]夏格巴·旺秋德丹:又写夏格巴·旺曲德典,Wangchuk Deden Shakabpa,1907-1989年,西藏噶厦政府官员,西藏当代历史学家。用英文著写《西藏政治史》,1967年在耶鲁大学出版;后更名《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添补大量原始资料于1976年出版藏文版,2010年译成英文版;被国际藏学界认为是“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包括西方学者未曾接触过的一些文献,可被视为这段时期西藏史的开山之作”;但被中共诋毁,并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翻译为内部资料《藏区政治史》,以供批判。
[6]《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261页。
[7]落藏永旦:《误诊,或政治暗杀?——重考1780年因天花而死的班禅喇嘛洛桑贝丹益希》(Misdiagnosis or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Re-examining the Death of Panchen Lama Lobsang Palden Yeshe from Smallpox in 1780 )
[8]《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页。
[9]扎西德勒:བཀྲ་ཤིས་བདེ་ལེགས།(Tashi Delek),吉祥如意,通常用于相互祝福。
[10]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
[11]《藏区政治史》:夏格巴·旺曲德典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1992年。
[12]摘自《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嘉木央·久美旺波著,许得存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372页。
[13]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
[14]据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章程29条》被中共藏学界宣称为证明中国在藏主权的重要‘法典’,但是不仅其中文原文本不存在,而是连可信的藏文原文本也不存在。”见他的著作《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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