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49: 鄉愁的送行者
年近九旬的高秉涵律師老家在山東,1949年跟着國民政府大撤退來到臺灣,三十多年來,他抱了兩三百個老兵骨灰回大陸,一場疫情打斷回鄉步伐,今年初中國解封國境,老律師繼續扛起鄉愁的擔子前行。回首國共內戰,他走過死裏逃生的戰亂歲月,看見戰爭撕裂無數家庭,如今臺海緊張對峙,他五味雜陳說,“兩岸都是我的母親,不要再受傷,絕對不能變成彈藥庫。”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年近九旬的高秉涵“抱老兵回家”的腳步跟着停擺,今年元月中國正式解封國境,“老哥,這一次我就帶你回家,因爲現在大陸已經不需要隔離了。”他端着咖啡跟骨灰罈聊天,嘴裏沒忘和老鄉說笑,“你們先喝,要給我留幾口。”
這一幕閒話家常就在高秉涵臺北家中,“這個房間是我的書房,也是老哥們休息的地方,在疫情以前最多放8個(骨灰罈)。”他喝了口咖啡,轉身走向書桌,“我要寫東西了,你們陪着我寫吧!”疫情期間,老哥們看着耄耋遊子,駝着背伏案疾書,寫下顛沛流離的時代記憶《山東少年傳奇》。
高秉涵1935年出生在山東菏澤,13歲那年國共戰火熾烈,他離鄉背井投奔流亡學校,跟隨逃亡人潮從廈門登船,退避金門,再來到臺灣,半工半讀成爲一名律師。“我抱的不是骨灰,是滿滿的鄉愁,爲什麼是鄉愁?因爲這些老兵沒有來得及回家。”他年少離家的複雜情緒又被喚起,“我還很幸運,雖然說父母見不到了,我還可以回家。”
山東少年的國共家庭
高秉涵的家庭有如一部暗黑年代的民國史,他的外祖父宋紹唐是滿清末年最後一批留學生,在日本東京追隨孫中山組建同盟會,是中華民國的建黨開國元老;他的父親高金錫在菏澤擔任小學校長,1947年被共產黨地方武裝就地槍決,不過,他的兩個姐姐不滿蔣介石的領導,同一年在延安高呼“共產黨萬歲”。1948年母親要他隻身離鄉逃命,免得招來殺身之禍,沒想到這一去到了臺灣,政治口號卻是“反攻大陸、消滅共匪”。兩黨共存的革命家庭,映照了時代洪流下的無奈與殘酷。
1945年到1949年是國共內戰最激烈的時期,“那時候國共雙方都殺紅了眼,我母親趕去收屍,狗已經把我父親的腸子拉了出來,她搶腸子時還被狗咬。”高秉涵回憶悲慘年代。兩岸開放後,他回故鄉到史料部門查考父親被殺的原因,“我人生第一次看見殺人有統計表,我父親因爲是國民黨員,他們認爲他是反動分子所以該殺,還有人被寫上殺錯了。”
“我離開家的時候,一個是恨共產黨,一個是怕共產黨。”高秉涵記憶猶新說,母親送他上車的那一天,臨行前的叮嚀深刻烙印在心中,“你要跟着國民黨的軍隊走,帽花是一個太陽的(國軍),你就跟他走,帽花上有星星的(解放軍),你就趕快逃,那個就是共產黨,千萬不要跟錯了,娘等你活着回來。”
中秋前夕,母子含淚倉促話別,“媽媽看我脖子有點冷,她就把頭上的圍巾拿下來,給我圍在脖子上。”高秉涵撫摸着陪伴他走過風霜歲月的圍巾,母愛的餘溫彷彿未曾褪去。千里逃亡的路上,他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甚至起了自殺的念頭,一想起母親,他咬牙挺了過去。
年幼的高秉涵一路跟着帽花,懞懞懂懂飄洋過海,如今兩鬢蒼蒼,頭上戴的鴨舌帽卻印着“齊魯”二字,從少年到白頭,始終活在思念之中。
和老哥結下回家之緣
1949年國民政府大撤退,到臺灣的軍民大約有200多萬人,“數萬軍隊和軍眷,像潮水般地湧向船艇,因擠壓倒在水中的人,被前推後擁的人踩在腳下。”高秉涵在書中寫下這一段廈門灘頭的慘烈場景,海灘染上一片血紅,他惶恐踩着浮屍被推擠上船,生和死僅在一瞬間。
孤苦無依的異鄉遊子在臺北街頭遇見昔日的小學校長,他垂喪着臉說,“我想回家。”校長反倒勸他,“傻孩子,到臺灣來了,這輩子能不能回家還不知道,趁你現在還年輕,趕快想辦法讀書,你娘一定會很高興的。”
高秉涵發奮苦讀,考取法律系,先後取得法官和律師資格。他念舊成立“山東菏澤同鄉會”,同鄉把他的事務所當成聚會所,連戶籍資料的緊急聯絡人都寫上他的名字,無親無依的老鄉不忘交代,“高秉涵你年紀最小,萬一反攻大陸以前我走了,你回家了,你不要忘記把我的骨灰抱回家。”
“我說老哥放心,如果是你們先走,我一定把你們的骨灰抱回家,但是誰先走不知道呢,老哥們就說,高秉涵你不能先走。”他惦着自己的承諾,兩岸開放探親迄今,抱了2、300個老兵回家,“各省都有,最遠的一個老兵的家屬是在新疆。”
返鄉前,高秉涵領了骨灰罈就暫放在家中,各式骨灰罈頻繁進出高家,左鄰右舍一度懷疑“高律師是不是改行當法師?”女兒高士珮也激烈反彈,因爲擔心朋友以爲來到靈骨塔,而且看着骨灰罈上的照片,伯伯好像在對她笑,讓她心裏發毛害怕。
“我就告訴女兒,我下個月就抱他回家鄉,他感謝得不得了,你害怕什麼?他在保護我們。”高秉涵要她換個角度思考,“最後,幫着我抱骨灰最多的就是我女兒。”
“我到了國外去然後再回來,其實我看的角度已經不一樣,我爸爸這麼小出了家,我覺得他的苦,我能知道。”高士珮赴日本留學後深刻體會想家的心情,看到骨灰罈也不再恐懼,“他可說是一個人在做一件傻事,就像是愚公移山一樣,一罈一罈帶回去,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圓別人的夢。”
今年農曆春節,家中仍擺着兩壇骨灰,高家人圍爐喫年夜飯,絲毫不覺得帶晦氣,一如往日老鄉們來家中過年般溫馨自在。“他不是律師,他是法師。”高士珮當着老爸的面開玩笑,“法師的意思就是,他有一種魔力啊!”
老兵的自由返鄉運動
不只抱老兵回家,身爲律師的高秉涵也和老兵一起走上街頭,爭取自由返鄉的基本人權。
兩岸對峙的戒嚴時期,這羣老兵無法回大陸與親人重逢,連一封家書都是奢望,1987年4月他們成立“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要求開放返鄉探親,高唱《母親您在何方》,那年的母親節,各路老兵在國父紀念館集結,穿着印有“想家”字樣的上衣,高秉涵也加入老兵行列,打從心底吶喊“我要回家”。半年後,時任總統蔣經國宣佈開放大陸探親。
1991年,高秉涵回到朝思暮想的老家,他悲慟跪在母親墳前責問,“兒子活着回來了,您怎麼沒有等我?”弟弟難過地跟他說,每年除夕夜母親一面爲他揀菜、放在碗裏,一面喃喃自語“如果你還活着,你就喫吧!”接着放下筷子,獨自黯然回到房裏,從他離家後,沒喫過年夜飯。
這一條回家的路,他走了43年纔回到家門,他悠悠道出滿腹惆悵,“回家的路再長,也長不過一生;回家的行囊再重,也重不過鄉愁。”老律師一肩扛起老兵的沉重鄉愁前行,他走過的時代故事成了金鐘獎導演王小棣的劇本,去年改編成電視劇《誰說媽媽像月亮》,他百般感慨說,“這真是人生如戲啊!”
一幕幕母親思念遊子的畫面在他腦海打轉,“有個開計程車的同鄉,跟母親連絡上、機票也買好了,後來發現罹患肝癌,沒兩三個月走了。”他帶着骨灰到蘭州赴約,“我說你兒子在這裏,他母親馬上跪下謝我,雖然沒見到兒子,至少見到了骨灰。”
傳承一個時代的使命
眼看着父親邁向風燭之年,高士珮流露不捨的口吻,“他就是這麼瘦,年紀又這麼老了,你會發現他搬着搬着(骨灰罈)手就抖了,腳也抖了,但是他的心不老,他還是很努力的往前衝,爲了老哥們要回家。”
高秉涵着實沒服老,每天依舊提着公事包到辦公室,打理同鄉事務,還盤算着今年5月繼續抱老兵回家,手機的訊息聲叮咚響個不停。“對於死亡,我毫無恐懼感,人終究要走的。”他豁達坦然說,心頭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老兵,“這是我的接班人。”他這樣介紹迎面走來的年輕律師陳榮哲,一個時代的使命由新生代接棒。
2018年高秉涵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成立“洄源文化交流發展協會”,陳榮哲也是成員之一,在臺灣土生土長的他沒有省籍之別,以行動支持老律師的善行義舉,“這些老兵們想要落葉歸根,我只是做我應當做的事情,並沒有覺得擔子重。”他眼神望向敬重的老前輩,“您年紀也大了,抱骨灰這種苦力活就交給我。”
忘不了的逃兵憾事
回顧國共交戰,炮火已熄,不過,臺海的緊張局勢持續升溫。高秉涵看見戰爭撕裂無數家庭,一樁樁離散悲劇淹沒在歷史灰燼,他想到埋在心底的憾事,不由得鼻頭一酸。
那年他從軍法學校畢業,被派赴金門擔任軍事法庭法官,當時正值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炮戰),“大家分到金門、馬祖都很緊張,我不害怕,因爲我起碼從金門可以看到大陸。”他提起菜鳥法官的心情,“第一個案子就是遇到一個逃兵。”
這名逃兵出身廈門漁家,國共內戰時莫名其妙被抓兵入伍,從此母親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家就在小金門對面,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老家,退潮時只有2000公尺不到。”高秉涵緩緩說,“他偷了個輪胎,入夜摸黑游回廈門,沒想到又被海流衝回金門。”
“我問他,你爲什麼要逃,他說我想媽媽。我說你知道這一逃是要槍斃的,他說我知道。”他忘不了開庭時的對話,“我心裏想,如果菏澤就在廈門,我可能比你逃得還快、逃得還早。”
這份思親的苦楚讓他一度拒絕審理這個案子,“到後來因爲我是剛出道的法官,只能審案、判刑,這是我的職責。”他嘆了口氣,“這是一段很悲痛的事情,也是我人生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兩岸都是我的母親
戰爭的印記深深烙在高秉涵身上,他低頭拉起褲管,削瘦的雙腿佈滿褐黑的傷痕,“看到我的腿,就看到戰爭的殘酷。”他經歷死裏逃生的戰亂歲月,“這個肉是死的,在逃難的時候受傷,都生蛆了、生蟲子了,幾乎看到骨頭。”
當前地緣政治衝突不斷,他在書中這麼描寫人間烽火:“如今,在這個地球村裏,村東的墳場築起了高樓,高樓又成了墳場,村西的校園變成了戰馬槽廄,寺院變成了停屍間,昔日的刀劍,換裝成核武,城垛雖已倒下,烽火仍在燎原。”
看在他眼裏,這一切離不開一個“爭”字,從人和人爭,到現在是國家和國家爭。“人生的價值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付出多少。付出就是不爭,沒有爭,就沒有苦難。”他緩緩提筆寫下自己的人生觀,“你不重視苦難歷史的人,終將是下一次苦難歷史的受害者。”
這一刻飽經滄桑的臉龐又陷入歷史的離殤,一字一句道出深切感觸,“兩岸都是我的母親,不要再受傷,絕對不能變成彈藥庫。”
採訪:麥小田、李宗翰 責編:許書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