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企业家万润南（上）：习近平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观点

旅居巴黎的原四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是上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万润南告诉观点，邓小平是个悲剧人物。89年血腥屠杀是邓政治生命中的污点，但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功是邓。而习近平执政后搞的红卫兵政治，把一手好牌打了个稀巴烂。完整链接：#习近平#邓小平#赵紫阳#八九六四#四通#红色赌盘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观点，我是唐琪薇。今天的观点节目我们通过视频连线，访问了人在巴黎的著名企业家万润南先生。说到万润南这个名字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恐怕比较陌生。作为中国最早的信息科技企业四通公司的创始人，万润南是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没有之一。1984年，清华大学毕业的软件工程师万润南离开了他所供职的中国科学院，和几个同伴凑了两万元人民币创业，到两年后正式成立公司时，北京四通集团的注册资金已经高达一亿元人民币。而那个时候，柳传志的联想刚刚起步，任正非的华为还没有创立。

万润南：实际上我当时在中科院计算中心是软件工程师。当时实际上中国最早的一些电脑应用项目，就是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做的。但是科学院长期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科研跟生产跟经济脱节，就是关起门来搞科研。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所谓样品礼品贡品。怎么讲呢？就是说科学院它搞的好多研究，它就是为了要想怎么向十一献礼啦，向七一献礼啦，这是礼品。另外呢做出一个样品，还有呢？展览会的展品。我们当时大概主要有七位工程师选择了离开单位。

记者：在当年有哪些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在经济改革中直接支持过像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呢？

万润南：大部分可以说，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里的那些官员对四通都是看不惯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当时）科学院有许多人员写告状信，认为四通这样的公司破坏了科研的正常进行，需要查办，所以八五年的时候，（当局）就派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来调查我们这家企业。其中邓小平还亲自在上头批示，就是要把我们严办。

记者：有哪些领导人是支持（四通）的，像赵紫阳啊，他是不是很支持呢？

万润南：对，最支持四通的就是赵紫阳。当时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啊，因为以前把好多企业看作是某个领导人的抓的点，典型对吧。那么当时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也搞了一个公司，叫康华公司。当时有流行一种说法，就说康华是邓小平抓的点，因为是他儿子办的，说是四通是赵紫阳抓的点。其实我们成立和发展跟赵紫阳没有关系。但是赵紫阳在看到四通的成绩以后呢，是非常赞赏的。当时有个（新华社办的）杂志叫《瞭望》杂志，就把四通作为封面故事，那么在国内影响当然就很大了对吧。我们当时已经有到很多学校，去鼓动大学生毕业以后参加我们的事业。

记者：您刚才提到当时的《瞭望》杂志把四通当作封面故事，我知道大概差不多同样在四通最鼎盛的时候，美国的《电子商务》杂志也是把您作为封面人物，称四通是邓小平与资本主义调情的最杰出的成果。我刚才听您说，邓小平其实并没有那么支持四通，那时隔三十多年

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呢？

万润南：实事求是地讲，四通确实跟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是相关的，这是一个大气候，但这不等于说他就亲自扶持了我们，我们这个大气候呢，是靠整个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确实是邓小平当政以后所推行。

记者：同样是这个《电子商务》还称您为中国新一代的红色资本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红色赌盘》的作者沈栋，他认为在中国其实每一个商人都是白手套。您和四通当年也充当过这个白手套的角色吗？

万润南：我们没有，正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不是红色资本家，你比方说（中信公司创始人）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搞的那个（企业）实际上都是中国政府给钱的，而我们是没有国家一分钱投资。所以赵紫阳很称赞四通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国家的投资。所谓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组合自担风险，那么他认为企业就应该是这样。当时的所谓白手套有的是，这方面，但是应该说我们不是。

记者：所以四通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吗？ 

万润南：应该说是。这么说吧当时这样的企业也有，但是大部分是所谓官办或者半官办，我们的成功就在于我们管的婆婆最少，所以我们当时说我们是三高么：是高效率高效益高境界。同样是中关村的企业，我们领先其他企业不是一点半点。怎么个情况呢？比方说整个中关村在海淀区，海淀区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也就是四十个亿，我们就占四分之一十个亿。那么中关村一条街所有的几百家科技企业，一共是二十个亿，其中一半是四通。就其他几百家加起来就相当于四通，那个几百家企业里就包括了现在的联想。

主持人：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建议把四通总裁万润南，列为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对象，在1980年代中国政府试图给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的大环境下，万润南和他旗下四通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直到1989年民运的爆发。作为企业家的万润南在支持民运的同时，试图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外一件事是联络学运领袖和知识分子，劝说学生们适时离开广场。遗憾的是，这两件事都没有做成功。

记者：您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八九”民运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又会如何影响到中国之后社会的发展走向呢？

万润南：谈到这些往事啊许多人感慨，中国的发展都会遇到一些关节点、或者叫做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各种选择，往往最后都是选择了那个最坏的。六四就是这样。你比方说如果学生撤回学校了，军队也回营房了，不发生冲突对吧。朝野之间开始一种良性的对话，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对话了对吧，把这种民间跟政府之间的交流对话，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东西保留下来，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慢慢起步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可能。中间的可能是这样，当局甚至要所谓要秋后算账，要如何，但是它不发生流血冲突，这是中间的办法；最不好的可能就是发生流血冲突。你知道我们当时主张召开紧急人大（会议），主张学生撤退，其实李鹏他们是非常恼火的，为什么呢？实际上他们是想拱火，

记者：他们是希望流血......

万润南：哎流血，流血以后他们就可以有机会，那么我们是不希望流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连赵紫阳都是这样的一种命运，我们的命运怎么可能更好呢？

记者：您说到这儿也有一种说法是，这场民运发展到最后的局面，其实是变成赵紫阳跟邓小平的权力冲突权力之争，留在广场的学生成了牺牲品。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

万润南：我的观察是正好相反。当时是有权力斗争，但是不是邓和赵的权力斗争，是邓和陈云的权力斗争，或者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权力斗争。现在普遍认为六四是赵和邓的一个权力斗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我知道邓小平可以说非常可惜，邓小平是个悲剧，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许多事情他想做，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最后酿成了这么一个悲剧。某种意义上来讲许多事情，都是邓把好多事情反应过度了，估计得太严重了。最后呢，实际上是错失了机会。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在清华有一个学长叫杨继绳，就是写《墓碑》的那位。但我认为他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是他那本书，叫《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说当时是双峰政治，一个山头是邓小平这个峰，山峰，另外一个山峰是陈云，他们有不同的改革的想法。当然了我们参与改革的人来讲，都是支持邓小平，改革派，包括他改革派的大将，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胡耀邦，确实是89年的改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邓小平后来南巡到深圳去讲话，陈云了他一辈子没有踏上深圳一步，可见他对这个事情的一种态度。

主持人：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被反复强调的方法。四通公司的英文名是STONE，石头的意思。万润南说，四通成功了是问路石、是里程碑；不成功，也是一块铺路石。1989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首都报纸分别在主要版面刊登了同样标题的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被中国政府点名为“六四黑手”之一的万润南，从此以后，命运完全被改写。

记者：六四之后有一大批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还有像您这样的商界精英背井离乡。但是中国社会似乎并没有因为你们的离开而停止发展。刚才您也提到南巡，南巡之后这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让不少中国人淡忘、甚至是否定了你们当时的付出和牺牲。您的观察如何呢？

万润南：是这样，这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十来年），在六四这个悲剧发生之后，邓小平所提出的一些对策，他脑子很清楚。你看邓小平说话言简意赅字很少对吧，发展是硬道理六个字，不当头三个字。实际上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这个调子定了。你别看不当头这三个字，第一不当头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我不当头对吧，我不去当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个头；第二呢还有一个，实际上还有一个，让美国当头。美国的政治学者叫福山，他见过习以后他有一个评价，他那个评价挺有意思，他说历史将会证明习是一个坏皇帝，但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邓是一个好皇帝，邓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好皇帝。

记者：所以您是很同意福山的这个评论吗？

万润南：嗯我同意。因为这么说吧，中国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啊，这40年首功是邓，当然了他底下的胡耀邦赵紫阳的这些大将，也起了关键作用对吧，但是真正开创这个时代的是邓。我们当时在劝学生离开广场的时候，当时海淀区的一些领导具体讲就是那个张福森，他是海淀区委书记，就是后来当司法部长，当新疆和这个北京市委书记的，他当时深夜两点凌晨两点敲我的门，跟我讲意思说，他当时就讲得很直白，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赵和邓显然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在对待学生怎么处理的问题上对吧，是有不同意见。他意思说我们要支持邓。我说当然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们四通，也不会发展。我们现在劝学生离开广场，千万要避免发生流血事件，这个也是为了邓呀对吧，是为了学生也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邓。我说老邓如果真是流了血，他这一辈子这个英明那就毁了对吧。等于说做了这么一件事，这不是把他自己也毁了么。邓在89年是血腥屠杀，这是他政治生命当中的一个污点，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要实事求是，对吧。

记者：习刚执政的时候我看到您曾经对他是寄予厚望的。您说习其实他是最有条件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的，您现在再回想，您觉得当初自己最大的误判在哪里呢？

万润南：他是文革当中的小学生红小兵，这个感慨不是我说的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说的，就是对习近平啊，就没想到这么没有文化，这是关键。实际上他有很好的机会，我在那个时候希望，希望他什么？说穿了就是希望他学蒋经国。因为现在这个体制是一个威权体制，或者说是一个极权体制，那么他可以利用这种极权的力量，来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对中国对他自己，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和平的民主转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吧。他有过这种机会，但是呢他没有能够抓住的。不光是没有抓住，而且做得很失败。他连失败都失败的如此失败。可以说一手好牌打了个稀巴烂，当然这也是他的命运，也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命运。这个应该说是很可惜的。

记者：对您刚才也引用李锐的话评论他只是一个小学生，外界也有批评说习没有政治智慧。如果习正如外界观察的那样，在您看来他又是如何做到大权独揽，并且成功地让习家军进入中央高层的呢？

万润南：这个人就说治国无方，搞权斗很有办法。他父亲实际上是在权力斗争当中是受到牵连，所以他对这些事情是刻骨铭心，别的没学会，在文革当中那些权力斗争的手法都学会了。所以我说他搞的那个政治那套东西，一看就知道，全是当年毛的那一套文革当中的那一套、所谓红卫兵政治的那些手法。当年的红卫兵政治，他们有一套总结的，因为我当时也是在清华（读书），也眼看着那些造反派互相之间搞权力斗争。他们当年就总结出所谓政治斗争的三定律。这是定律显然习近平也是融会贯通，学得很好的。第一条叫做政治无诚实可言，要说假话；第二呢搞政治要结成死党。习近平他有他的死党，在福建的那个蔡奇，到浙江新军包括这个李强嘛，你看他现在上位的基本上都是他的所谓死党；第三条叫做什么，叫引导对方犯错误。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还把它发展了，他不光是引导对方犯错误，他要充分利用对方犯错误，主要就是贪腐嘛。因为现在官员是普遍的贪腐，他是抓住这一条，就是你听我的话你再贪再腐没事对吧，但是你要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整你。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邓小平执政的时候他的一个特色是不出头，我们看到习执政之后中国政府是从外交政策到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是习个人的因素呢？还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之后，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呢？

万润南：有必然性，因为它已经发生了。那么我注意到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光习的问题，实际是他们这一批人的问题，集体的意识，真的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是制造业大国，又是贸易大国，又是经济大国，又是第一资本大国，所以他真的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很啊。现在不光是他们这些政治领导人这样，有一大批还在活跃的所谓知识界，他们现在也是这么头脑发昏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冷静的声音已经是发不出来了，已经被屏蔽掉了已经没有了。你像这些主张市场经济的对吧，这些声音都听不到了，完全是一片对现在的国有经济、这种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一种方针（的赞美）。现在说实在他们已经是到了疯狂的程度了。你看他们在外交场合下那种颐指气使，自以为了不起的那种自我感觉好的爆棚。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说他们是装的，他们是真的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也正因为他们是真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所以他们必然要完蛋的。

主持人：作为中国最早的信息科技企业的创办人，万润南先生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力观察如何？AI等现代科技将如何影响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前的竞争关系？更多万润南先生的观点，请您关注下期节目。我是唐琪薇，感谢收看，再会。